为什么奥斯卡在2021年变成了这幅模样？

作者简介：周黎明，双语作家、文化评论人，以影评著称。不如赛人毒舌，但看片量超过赛人。曾做过近20年媒体，但写影评纯属阴差阳错。

奥斯卡：从商业v艺术的博弈到政治v艺术的角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第93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应该是《无依之地》，最佳导演是赵婷。所谓“不出意外”，就是前瞻奖起到了预测的作用。

除非那个意外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荣获最大奖——这是八部最佳影片提名作品中唯一一部不含政治色彩的影片。我们不妨做一个小实验：把该片的剧情发生地随意改到其他地方，或者把时间提前或推后50年，你会发现，影片的内力不会消失。该片引进中国之际，“自来水”好评如潮，也印证了我的观点：该片不受政治文化环境的限制。

在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冲击下，好莱坞已不是原来的好莱坞，奥斯卡也不再符合我们曾经的想象。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视个人立场而异。电影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品，在我们这儿不是，在欧洲三大不是，在奥斯卡那儿也不是。艺术是评奖的一个重要指标，从未缺席，但具体到某一年份，各种因素会抬起美杜莎似的头，跟它博力，跟它抢戏，跟它产生或好或坏的化学作用。

电影的商业性有客观标准，有票房数字，甚至可以有投资回报率。艺术和政治均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关于艺术的论述汗牛充栋，而本文所说的“政治”，主要是欧美（尤其是美国）强调的种族、阶级、性别、性向、政体、弱势群体等方面。

商业利益的诏安

1998年初，《泰坦尼克号》在第7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共获得11项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大奖。

那是国人跟奥斯卡趣味的一次大契合，此后，除了第76届的《指环王3》，奥斯卡越来越不像我们心目中的奥斯卡。纵观奥斯卡历史，《泰坦尼克号》横扫奥斯卡未必具有典型意义，但它深刻影响了我们（包括电影业内人士）对奥斯卡定位的判断和理解。

简言之，我们很多人一直深信不疑，奥斯卡（至少是最佳影片这一项）应该评选叫座又叫好的影片。这是奥斯卡迥异于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地方，不是吗？可是，到2010年第82届，当市场定位及市场成绩酷似《泰坦尼克号》的《阿凡达》输给了《拆弹部队》时，媒体站在八卦的角度，强化了卡梅隆vs前妻之争，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一部“叫座又叫好”的影片（首轮27亿美元）败给了影史上票房最低（到那时为止）的最佳影片（4900万）。

这标志着奥斯卡的传统定位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它已经不是我们想象或理解的奥斯卡了。

奥斯卡的定位是由它的评委结构所决定的。奥斯卡评委（即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成员）是在美国电影行业有一定成就的业内人士——美国为主，兼顾其他英语国家，顺带加上为数很少的非英语国家的同行，作为点缀。我戏称之为“立足美国，放眼世界”。因为好莱坞影片的国际影响力，有人错把它理解成“电影界的奥运会”，但它确实要比其他国家的国家级电影奖更加国际化。

奥斯卡内部其实很少为此纠结，在很长时间里，它需要平衡的，主要是评选影片的商业性和艺术性。如果评选的影片仅仅只是卖座，那它显得没有节操，没有水准；如果以艺术水准为唯一标准，那么，评委们会担心，这样的影片会挤压商业影片，从而间接挤压他们的收入。我曾经对每年获提名的最佳影片做详细分析，发现其包容性和边界，比如，《变形金刚》再卖座，也不可能入围最佳影片，反之，《穆赫兰道》也未能入围（该片获得BBC评选的百大21世纪影片第一名）。在漫长的五部提名作品时期，一般会有一部美国独立片（最终获得比奥斯卡早一天颁奖的独立精神大奖）、一部英国文艺片、一部美国大公司旗下文艺片分公司制作的精美文艺片、一部口碑不差的商业片，以及一部兼顾各方的影片。奥斯卡的“玩法”是充分肯定艺术精神，但最终大奖则给玩平衡的那部。

在我开始关注奥斯卡的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内部对奥斯卡的最大批评，是它对商业的妥协。《阿甘正传》拿大奖的第67届，即神奇的1994年（指上映年份，颁奖是次年），五部提名影片均够获大奖的分量，但《阿甘正传》最能兼顾各方趣味。逐渐，有专家发现，奥斯卡奖项中真正具有艺术锐气的，很可能是外语片奖和编剧奖，而非最佳影片。比如，2001年，闻所未闻的波斯尼亚影片《无主之地》居然打败了当时正在美国热映的法国片《天使爱美丽》，主要原因是，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机制不同于最佳影片——专门的初选委员会+终选评委必须看全五部提名影片，由此产生了这个非常“反奥斯卡”的结果，虽然暂时打击了法式文艺爱情片粉丝的积极性，但间接提升了奥斯卡的逼格。

奥斯卡阵营中坚持商业取向的人士，通常不会跑到幕前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他们有一个最强有力的代言人，那就是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办方——美国ABC电视网。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的主要经费来自一年一度的颁奖礼转播费，而ABC的收入则来源于转播这个典礼的插播广告。广告的多寡受限于节目的时长，而节目的时长又受限于美国东西部三小时时差造成的有限黄金时段，因此，收视率的高低会严重影响广告收入。学院和ABC都无法胁迫或暗示评选什么影片，但逻辑非常明确，票房高的影片若能入围，就能提升电视直播观众对该节目的兴趣和收视。

最起码，艺术价值不差的商业片、类型片应该有入围的机会，否则，直播的收视率会直线下降。长此以往，学院的生计就会成问题。

转折点出现：2009年，一部堪称完美符合奥斯卡定位的影片，被无情地排斥在最佳影片的入围名单之外。《蝙蝠侠：黑暗骑士》是超级英雄片，有着不容置疑的商业定位，但它口碑极好，艺术性在同类作品中实属一流，即便不能最终获奖，但至少应该入围吧。结果：入围名单中没有它。

学院痛定思痛，决定重启早年的机制，把最佳影片的提名范围扩大到十部，后来又采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每年的入围数量不定，在5-10之间，从2022年起将定死在10部。这一招，就是为了让《蝙蝠侠：黑暗骑士》那样的影片能够进来，从而吸引电视观众收看颁奖典礼的直播。

但是，这一改变发生在一场大风暴的前夕，而这场风暴将摧毁之前所有的条条框框，包括艺术和商业的平衡木。

新鲜血液“冲刷”老人俱乐部

“奥斯卡太白”是对2015年和2016年演员提名的描述、嘲讽和批判。这连续两年，每年的20名入围演员（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全部是白人，没有一名非裔、拉丁裔或亚裔。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学院表示将大幅度增加少数族裔成员以及国际成员，具体来说，在2020年前把这个比例翻一倍。（注：“少数族裔”是站在美国的角度，在全球范围亚洲人和非洲人绝对不是“少数”。）

实际上，在2013年，学院已经正式放宽了每年新增成员的名额。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学院门槛非常之高，甚至要等到老成员去世才会释出新名额。

学院曾经考虑“淘汰”部分长期“停工”的成员，但遭到强烈反对。成员可以主动“退休”（指放弃成员资格，不参与奥斯卡投票），但被逼退出仅限于犯错误者。既然老的坚持占领茅坑，唯一的办法只有大幅增加新成员，以稀释老成员的票数，那样才能影响评选的结果。

媒体对此的报道是一片赞美，但学院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有人辞官抗议，说这种放水式招生有损奥斯卡的名誉和含金量。可是，每当反对者举例说哪几位新成员不够格，支持者就会说，以前严格招生进来的也是鱼目混珠，比如有一位名叫多洛拉斯·哈特的女演员，早年进入学院后，彻底放弃了演艺生涯，成了一名天主教修女，可她从未放弃学院的成员资格。设想一下，她看完昆丁·塔伦迪诺的影片后会投上一票么？

因为门槛太高，之前的成员平均年龄偏高，接近60岁，而新增的成员除了女性、少数族裔和国际成员比例高，还有就是普遍偏年轻化。因此，代沟越来越明显。业内把那些趣味保守的老成员戏称为“吃牛排的人”——大腹便便的既得利益者。2006年，是他们把四平八稳的《撞车》推上了最佳影片的宝座，取代了普遍认为艺术性更强、政治上也更正确的《断背山》；到2017年，颇为小众的《月光男孩》出其不意打败了十拿九稳的《爱乐之城》。而这中间的十来年，两股势力的拉锯从未停歇，比如《逃出德黑兰》很偏类型片，似乎是保守派的选择，而同年的《少年派》相当国际化；两年后的《鸟人》虽然战胜了《少年时代》，但这两部都已远离类型套路。当然，2020年的《寄生虫》宣告老人家或许永远被边缘化，成为少数派，因为，外语片能入围最佳影片已经触摸到玻璃天花板，而得奖则是打破了这个看不见的界限。本届有两位《米纳里》的演员入围表演奖，进一步坐实了老人家正在淡出的事实。想想《末代皇帝》拿最佳影片时，尊龙和陈冲只有担任颁奖人的份儿。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被感动的题材和风格。老辈好莱坞人对于二战题材有着特殊的感情，而年轻一辈根本就不在乎，《血战钢锯岭》和《敦刻尔克》拍得很好，后者表现出卓越的艺术创新，但新一代只是给它们足够的瑞思拜（提名），而不会把关键的票投给它们。所有想用二战题材撬动小金人的影人，快醒醒吧，那是爷爷辈的故事了。

另外，新成员似乎也不在乎获奖影片是否具有商业价值。你若问他们会不会评选商业性强的影片，他们一定会搬出《黑豹》，以示自己对商业大片没有歧视。选择票房极低的小制作会不会对本行业的收入标准带来潜在的压力，似乎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畴内。

冲向“正确”

那，年轻化、多元化的新成员（评委）最在乎的是什么呢？

社会议题，也就是政治立场的表达。

奥斯卡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直面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如1947年的《君子协定》（歧视犹太人）、1949年的《国王班底》（政客腐败）、1967年《炎热的夜晚》（歧视黑人）等，但总体来说，奥斯卡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是比较宽泛的——尽量回避站队和口号，而更愿意挖掘这类题材中的普遍人性。

就拿在咱们中国口碑爆棚的《绿皮书》来说，别看它拿了最佳影片，别看它描写了黑人遭受明目张胆的不公，但在斯派克·李等一批好莱坞人士眼里，它过于温和，缺乏革命精神，理应遭到抵制。

而描写马丁·路德·金的《塞尔玛》（2014）仅仅获得最佳影片提名，而未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提名，被视为好莱坞歧视黑人题材的一大罪状，也是当年“奥斯卡太白”中的一根导火索。

再来看今年的黑人题材。斯派克·李的《誓血五人组》仅获得原创配乐提名，之前的媒体赞美声把它捧上了天。我作为亚洲人，看了非常不满，觉得它概念先行，对越南人的描写极其脸谱化，而且，片中人物连年龄都对不上。从它未获大奖提名来看，跟我观点相似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他们不敢发声罢了。

《蓝调天后》和《迈阿密的一夜》是所有预测中的第九和第十名，但楞是未能入围最佳影片，可见也是缺乏群众基础。好在这两部影片有话剧的基础，而话剧改编的影片通常给演员提供较大的发挥空间。两部中，《迈阿密的一夜》政治色彩比较浓，像是一场加长版《奇葩说》，好在，辩论的落点不算太激进，让不同声音都能得到表达。而《蓝调天后》基本上没有从话剧脱胎出来，甚至能看出跟2016年《藩篱》是同一套路（改编自同一黑人话剧大师August Wilson原作），当作舞台剧来欣赏，仍能感受其内在魅力。

放弃这三部的评委可以心安理得，因为最终进入最佳影片提名名单的《犹大与黑弥赛亚》，在本届这批黑人题材片中，无论政治立场的坚定还是艺术成绩的耀眼，均拔得头筹。它有点像2014年的《塞尔玛》，黑白分明的描写，居然没有脸谱化，特别是那个“奸细”，塑造得颇为真实细腻。至于明明是双男主的戏份，为何双双入围最佳男配角，那是另一个话题了，跟种族无关，跟评奖窍门有关。

与之相比，入围最佳纪录片的《时间》虽是黑人题材，但显得过于煽情，只谈当家的坐牢无法跟家人团聚，只字不提他当年对他人的伤害。不过，黑白影像确实能提升艺术质感。

纪录短片中也有两部黑人题材：《拉塔莎的情歌》一心赞美受害的女孩，假装不知道当年洛杉矶韩国人跟黑人几乎爆发战争的事实；《一首协奏曲就是一场对话》则是标准的主旋律正能量。

这些黑人题材影片中，《犹大与黑弥赛亚》在我看来确实是最突出的——暴力革命的主题、理想主义的纯粹、艺术表达的冲劲和细腻，总有一点能打动评委。其他有些作品打磨得光滑精致，但有意无意回避了不方便回答的问题，显得太像宣传片。

政治正确未必排斥艺术性或商业性，而是在众多优秀作品中，专门挑选符合特定立场的影片。《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兼具各种优点，但它表现了一个“红脖子”的悲剧，而且出自挺川者导演之手，所以，拍得再好，也必须视而不见。假设朱维尔是一个非裔人士，就影片的质量而论，绝不是入围最佳女配角就够了。本届有一部质量略逊一筹的《乡下人的哀歌》，也是聚焦白人穷人的境遇，竟然入围多项金酸梅，其中女配角葛伦·克洛斯同时入围金酸梅和奥斯卡。很难说该片的命运跟它描写的人物的种族完全无关。

或许是Black Lives Matter和Me Too抢走了太多眼球，今年出现的一大批同性恋题材作品遭遇无情忽视。英国传记片《菊石》、华人女导演+华人女主演的《真心半解》、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也出自女导演之手的《打开心世界》均未入评委的法眼，甚至连进入国际片前15名的法国片《我们俩》和捷克影片《江湖医生》，进入前15的动画短片《出柜》，颇有一点同志版辛德勒的纪录片《欢迎来到车臣》，均未最终入围。诚然，题材不等于质量，但政治或立场正确作为无形的加分项，今次对于LGBTQ题材集体失灵，不禁令人浮想联翩——这种群众运动式的题材风（or疯）会不会制造更多遗珠。

政治正确不仅适用于英美影片，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国际影片。

我们看一下本次入围最佳国际片的五部：《少年的你》显然不是因为四字弟弟（此处加入粉丝的叫骂），而是因为校园霸凌题材，要比艺术性略胜一筹、但纯属家庭题材的《阳光普照》更具话题性。不信你搜一下美国的国内新闻。另外，好莱坞拍家庭题材是一把好手，《教父》也算是家庭片，而正面描写校园霸凌的美国片则非常罕见，因此可以想象评委们的惊艳之感。《贩肤走卒》（《贩皮之人》）描写了一个叙利亚难民的奇特遭遇，相信很多人还没忘记那张海滩上三岁红衣小男孩尸体的照片吧。《集体》（《科莱采夫》）揭露罗马尼亚一起火灾救护事故，以及由此带出的医疗腐败。《艾达怎么了》能够挤掉艺术性更强、批判性也更强的《亲爱的同志》，我能想出的合理解释是，评委们对于1990年代的波黑新闻，要比对1960年代的苏联黑幕更加记忆犹新。另外，《亲爱的同志》属于传统叙事，而美苏对抗差不多也是上一辈的事情，搁在退休老人把控最佳外语片的年代，我相信该片获奖的几率是最高的，而如今它连入围都没成功。

剩下的就是《酒精计划》，获奖可能性最高，恰恰它是五部中社会性最弱的。早在1945年度《失去的周末》荣获最佳影片那阵，酗酒仍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如今，更多人把它看成个人自律或者性格缺陷，而不会归咎于社会。《酒精计划》若胜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评委们对于最佳影片和最佳国际片一直采用不同的标准，比如对国际片的口味更加保守，漠视时政，加上天然亲欧，等等。

有一部影片没有报送国际片，但入围了最佳剧本，那就是印度的《白虎》。该片被很多人戏称为“印度版《寄生虫》”，但它摒弃了《寄生虫》的寓言包装，把阶级矛盾放大到一点就燃的激烈程度。它把富人和穷人叫做“有肚子的人和没肚子的人”，称穷人跨越阶层只有两条路：从政和犯罪。影片的反骨没有什么伪装，几乎是直接号召穷人杀死有钱人，即便被杀者罪不至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跟《犹大与黑弥赛亚》是遥相呼应的。

我说了一大堆奥斯卡的政治化，但我预测的结果又自相矛盾，比方说《酒精计划》是五部国际片中最不政治的，《无依之地》是八部最佳影片提名者中政治性倒数第二，仅次于《父亲》。那是因为，两股势力的拉锯战从未停歇，甚至可能出现在同一评委身上。但有一条可以确定：政治不正确的作品将无缘奥斯卡的游戏，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淡化政治、回避政治作为一个选项也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就仿佛出现《黑客帝国》里的déjà 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