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到底有多乱？

　　2007年，王朔公开说：“杨澜找错了老公，吴征是个骗子。”杨澜回击：“我的家庭很幸福，请不必操心。”

　　可外界追问的，早已不只是她的婚姻。

　　这个让杨澜认定了三十年的男人，最早的钱从哪里来？刚到美国几年，为什么就能联系中国部长和美国政商人物？香港回归前后，他又怎样同刘长乐一起出现在电视台的资本与管理层中？

　　把这些事情连起来，杨澜的人生就远不止“嫁了一个有争议的富豪”。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杨澜复杂人生有多乱。

　　国民美女

　　1990年，杨澜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进入央视《正大综艺》。她二十出头，漂亮，英语好，说话不像老一代播音员那样端着。

　　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出过国。《正大综艺》每周带观众看外国城市、风俗和普通人的生活。杨澜站在镜头前，像一个先替大家看过世界、回来再慢慢讲给你听的年轻朋友。

　　她得到的不只是一份主持工作。几年的电视积累，让她拥有了全国性的信任。后来人们叫她知性女性、独立女性，最初那层光环，就是从这些周末的电视综艺节目中积累出来的。

　　在这个公众形象之外，杨澜当时已经结婚。她的第一任丈夫叫张一兵。1999年的中新社人物资料确认了这个名字；后来人民网转载的娱乐文章又说，张一兵是她的北外校友、父亲带过的研究生，在中国银行工作。这些身份细节不是杨澜本人讲的。

　　1994年1月，杨澜录完《正大综艺》二百期特别节目，第二天就飞往纽约。她先到纽约大学，半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

　　她在自传《凭海临风》里写过刚到纽约时的住处。每月二百七十五美元，她原以为捡到了便宜，到了才发现，四间房里住着八个人。她和另一名女孩挤在大约十平方米的房间，两张床中间立一个简易书架，行李箱放下以后，几乎只剩一条过道。

　　国内家喻户晓的女主持人，在纽约重新过起了学生生活。吴征就在这时出现了。

　　两人在一次聚会上见面。主人介绍杨澜主持过《正大综艺》，吴征却先问她认不认识袁鸣。旁人笑着说，正因为杨澜出来读书，才由袁鸣接班。吴征赶紧解释，他回国忙，很少看电视，知道袁鸣，是因为对方采访过自己。

　　这个略显尴尬的开场，并没有妨碍两人接近。

　　杨澜后来回忆，那时她对男人普遍抱有怀疑，却很快信任了吴征。她从小习惯按父母和社会认可的道路生活，心里又向往浪漫和冒险。她说，吴征是第一个理解她这一面的人。

　　让她佩服的，还有非常具体的能力。她写一封英文信要花几个小时，吴征半小时就能完成。1995年，杨澜准备以英语主持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请吴征逐句改台词，连语速、重音都一起调整。

　　英文只是看得见的一部分。吴征当时已经在替美国企业联系中国电视台，也在一个有美国前外交官参加的中美商会里负责日常工作。他年纪不大，却会说话、懂应酬，知道怎样把中国官员和美国商人带到同一张桌子旁。

　　杨澜的第一段婚姻后来结束。多年以后，一篇人物文章转述她对早年恋爱的回望：那时没有想清楚，自己需要怎样的男人，也没有想清楚要过怎样的生活。这句话没有交代她和张一兵为什么离婚，也没有张一兵一方的讲述。能够确定的时间节点只有一个：到1995年，杨澜已经同吴征结婚。

　　所以，把这段婚姻只讲成国民美女爱上富豪，一开始就讲错了。两人相识时，吴征还不是后来媒体包装出的百亿富豪。杨澜自己留下的回忆，写的是被理解、产生信任，以及对他办事能力的佩服。至于吴征的公开履历，则显示他的办事能力已经延伸到中美两边的商业联络。

　　问题也从这里开始：一个从美国小学院毕业不过几年的年轻人，为什么已经能够接触中国部长、美国前外交官和传媒高管？他最早拿来做生意的资源，到底是什么？

　　吴征的来路

　　吴征最常向外界介绍的一位家人，是祖父吴凯声。

　　吴凯声是民国时期上海的律师，留学法国，同政界和法律界都有来往。1930年代，中共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党员被捕以后，需要律师出面，也需要有人利用社会关系周旋。叶永烈根据采访和书信记载，吴凯声帮助过廖承志等人，也参与过营救陈赓。

　　吴征后来讲这段家史时，还会提到中共中央特科。那是中共早期负责秘密保卫、暗杀和情报工作的组织。按他的转述，当年祖父帮助营救中共人员，会有女工清早送来装着银元的信封，那是中共地下组织送来的酬劳。

　　这段故事，是吴征后来反复讲述的家族历史，却不能直接推演出吴征后来属于哪个情报机关。更何况，吴凯声的人生并不是一条干净的“红色功臣”路线。

　　抗战期间，他做过汪精卫政权驻意大利大使和外交部次长。抗战结束后，他被国民党关押；中共建政以后，又被送进监狱和农场。文革期间再次入狱，出来后还扫过大街。

　　当年帮助过的共产党人，也有人在危急时刻替他说话。陈赓、周恩来曾在不同时期过问他的处境。旧交可以偶尔救他，却不能让他免受这套政治机器的伤害。

　　吴家的底色因此很复杂：既有海外关系，也有同中共高层的旧交；既曾帮助地下党，也曾被共产党关押。吴征后来反复向外界讲述祖父帮助中共人员的往事，很耐人寻味。

　　祖父的法国关系，也进入了吴征的留学故事。公开报道提到，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曾帮助他赴法留学；叶永烈还写过，密特朗夫妇访问上海时，宴请过吴凯声夫妇。具体怎样安排、谁负担费用，公开资料没有留下完整记录。

　　美国学校的记录比较清楚。库尔弗—斯托克顿学院介绍，吴征此前在法国读书，回上海做过酒店培训，后来寻找一所能够提供全额奖学金的美国学校。他1989年8月入学，1990年取得商科学位，辅修法语。

　　毕业以后，他卖过一段时间保险。1993年，香港《联合报》报道，一个正在筹组的中美总商会里，出现了老布什的兄长普雷斯科特·布什、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等人的名字，负责日常会务的执行副总经理，就是吴征。

　　从一所密苏里州的小学院毕业，到为这批人物组织商会活动，中间只有三年。谁把他带进去，现有公开材料没有说法；但他的工作内容已经很明确：替美国企业寻找进入中国的门。

　　美国收视调查公司尼尔森想进中国，也需要这扇门。电视台属于官方系统，外国公司不可能像进入普通市场那样，拿着产品介绍一家一家自由谈。

　　2002年，曹长青采访尼尔森前高管弗兰克·波拉肖克。波拉肖克说，尼尔森聘吴征做顾问，主要因为他可以介绍中国电视台。吴征带他见过部长级官员和各地电视台负责人。曹的报道还写到，吴征以商会名义安排过中广电部长孙家正访美，同美国传媒高管见面。

　　可是后来以富豪身份行走江湖的吴征解释自己的第一桶金时，讲的是另一套故事。

　　2001年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他说自己1993年成立咨询公司，帮助一家知名传媒企业完成亚太地区的大型并购，因此赚到了最早的资本。相关报道把这家企业指向尼尔森，把报酬写成几十万美元。

　　波拉肖克却否认吴征参与过这项并购，也否认付过几十万美元。他承认的工作，还是介绍中国电视台和官员。

　　曹长青的系列文章并非每一个细节都可靠。波拉肖克曾说自己不知道吴征与福建电视台合资，后来同期报纸证明他参与过这个项目，曹也发文更正。因此，这场争论不能只凭一方回忆就判定谁撒谎。但是，关于吴征最早怎样赚到大钱，当事双方的说法确实对不上。

　　1995年的合众国际社电讯，又留下了一条更硬的记录。华纳音乐与吴征、波拉肖克一方合作，向中国电视台发行节目；承接中国业务的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由福建一家国有广播机构持有。

　　1996年，《Billboard》报道，华纳前高管罗伯特·莫加多拿出自己的资金成立投资公司，继续同吴征合作收购电视业务，吴征担任新集团主席。

　　这些项目能证明两件事：第一，美国资本确实愿意跟着他进入中国；第二，他很早就能让美国资本同中国国有传媒机构坐到一起。它们却不能自动证明，投入项目的钱就是吴征个人赚到的第一桶金。

　　到这里，吴征最早可以核实的本事已经很清楚。他卖给美国公司的，不是传媒知识，而是进入中国广电系统的人脉资源。至于这项本事怎样变成他个人的巨额本金，公开资料仍然缺少中间那一段。

　　带着美国资金和中国官方关系，在香港回归后，吴征化身富豪，下一站去了香港。杨澜也在那里重新回到电视镜头前。

　　香港落子

　　1997年，杨澜进入凤凰卫视，主持历史和人物访谈。1998年，吴征出任亚洲电视营运总裁。

　　夫妻二人分别进入两家香港电视机构，而这两家机构都同凤凰卫视创始人刘长乐直接相关。

　　我们在凤凰卫视那期节目里讲过刘长乐。他是解放军上校，早年在军队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是现役军人，后来突然被国有石油企业派到休斯敦做石油贸易，再突兀地到香港以富豪身份创办凤凰卫视。

　　1996年，刘长乐同默多克旗下的卫星电视、华颖国际共同创办凤凰卫视。到凤凰2000年上市时，华颖被列在中银集团体系内，是一名中资股东。

　　凤凰从开播起，就把几种资源装在同一家公司里：默多克带来卫星、资本和电视经验；到2000年上市时，华颖已经列在中银集团体系内；刘长乐则是主要经营者。三方怎样分工联络北京，公开文件没有写明。

　　1998年，刘长乐又参与了收购亚视的中资财团。吴征进入亚视管理层，就发生在这次资本变动前后。

　　同年5月，《南华早报》报道，吴征在亚视采访中承认，收购初期，他已经向自己认识的大陆官员作过通报。北京方面公开表示，交易属于香港法律管辖，但吴征自己的话说明，做香港电视台的生意，他不会只同香港股东谈。

　　这些材料能够确认的是，商业电视、官方背景资本、对北京的沟通和大陆准入，在同一张传媒网络里交叉。香港回归前后，中共扩大传媒影响，不需要把每一家电视台都挂上党媒招牌。电视台可以保留商业外观，北京掌握着这背后的资本。

　　吴征在亚视干了不到一年。可是就在这段时间，他自己的企业又同文化部所属机构建立了合作。

　　1998年12月，吴征一方的数字电视公司，同文化部所属的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签署建立合资公司的协议，这家合资企业随后获批发照。1999年，香港电影公司中国星同吴征一方签发行合同。合同不只谈版权和技术，还写明要通过这家合资公司和中录总社，申请影片进口批文。

　　这就是神秘的北京怎样进入生意。中国星有电影，吴征一方有数字点播计划，但影片能不能进大陆，还要经过官方审批。吴征能提供的商业条件，已经包括同官方机构合作、申请影片进口批准的安排。

　　吴征早年替尼尔森介绍电视台；到了香港，他已经把官方合作写进公司协议。下一步，他和杨澜二人决定办自己的电视台。

　　夫妻办台

　　2000年，吴征、杨澜控制香港上市公司良记，改造为阳光文化，杨澜出任主席。他们又创办以历史文化节目为主的阳光卫视。

　　《福布斯》当时把杨澜称为可能是中国最富有的白手起家女性。这顶新头衔来得很快。六年前，她还住在纽约二百七十五美元一个月的合租房里；现在，她是上市公司主席，要建自己的卫星频道。

　　报道披露，阳光项目募集了二千八百万美元新股本，夫妻二人又投入一千一百万美元。

　　外部融资有出处，夫妻投入的一千一百万美元却没有来历：多少是现金，多少是资产作价，是否有借款和担保，公开报道没有交代。吴征所说的早年并购顾问收入的所谓第一桶金，又遭到当事人否认。现有公开材料，无法把这笔一千一百万美元同他此前可以核实的个人财富完整匹配得上。

　　后来公司股价上涨、股份值钱，能够解释他们怎样继续变富，却不能倒过来解释开台以前的本金从哪里来。

　　钱之外，夫妻还需要最稀缺的东西：让境外频道进入大陆的资格。

　　杨澜后来在书中回忆，自己怀孕期间，亲自去过国务院港澳办、文化部、广电部门和外交部，说明频道的文化定位，争取有关方面支持。吴征处理公司的资本与经营安排；杨澜则凭央视、凤凰的履历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说法，去敲几个中央机关的门。

　　吴征也把妻子的价值说得很直接。他告诉《福布斯》，杨澜曾是凤凰成功的关键人物，也会成为自己频道的重要资产。

　　“资产”这个词，点破了她在夫妻事业中的位置。她面对观众主持节目，向主管部门争取许可，又以主席和股东身份参与融资。她的知名度和官方媒体履历，本来就是公司对外推介的一部分。

　　2000年8月，阳光卫视在香港开播，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到场。同年10月，中国从十四家新申请进入有限落地大陆的境外卫星频道中，批准了四家，阳光卫视是其中之一。

　　这不是允许它进入千家万户。所谓有限落地，主要是获准进入涉外宾馆、公寓和指定机构。普通家庭仍不能像选择一般频道那样自由收看。

　　可在招商和宣传时，“一个获准进入中国的卫星频道”已经很有价值。公司当时还宣布，同中国教育电视三台签约，每天供应一小时节目，预计次年初通过五百个有线台，覆盖五千万户、两亿人口。

　　整个卫星频道的有限落地，同一小时节目的地方台联播，本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覆盖方式。放在同一套宣传里，却能让投资者产生一个更大的“中国市场”想象。

　　为什么十四家里是这四家？公开文件没有列出每一项内部评分。但后来公布的管理口径说得非常清楚：境外频道要“对我友好”，要帮助中国电视节目走出去，新闻类频道原则上不批。

　　这套口径后来才公布，不能倒过来证明阳光在2000年为什么获批；但它公开了北京此后挑选境外频道的政治尺度。节目好不好、有没有观众，不是唯一标准；愿不愿意配合中国对外宣传，才是主管部门手里的筹码。

　　2001年，杨澜的公共身份和商业身份同时扩大。7月，她在莫斯科代表北京申奥作文化主题陈述；9月，她又以阳光文化股东身份出售股份。

　　美国上市公司新浪从杨澜手中购买阳光文化约百分之二十七点六的权益，支付七百九十万美元现金，再加大约四百六十万股新浪股票。丈夫吴征随后成为新浪联席主席。

　　这一次，钱的去向很清楚：卖方是杨澜，现金和股票也是付给她的。后来这笔收入不能解释夫妻开台以前投入的一千一百万美元，因为时间顺序正好相反。交易文件能够确定的是，杨澜持有阳光文化权益，并从售股中取得了现金和股票。

　　同年10月，凤凰获准进入珠三角有线网络。随后，它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签订初步协议，拟协助央视四套通过美国主流卫星平台播出。北京一边分配大陆市场入口，一边推动自己的节目走进海外电视系统，这两项安排在同一份公司公告里出现。

　　截至这时，杨澜已经亲自争取准入、担任主席，并取得售股对价。

　　而就在吴征坐上新浪联席主席的位置以后，他履历上的博士头衔被人查出了问题。面对舆情杨澜挺身而出。

（网络照片）

　　她的选择

　　2001年底到2002年初，海外中文网站、论坛和报纸集中核查吴征的学历与履历。争议最大的，是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

　　2002年1月，杨澜接受《南方周末》访问。她承认，吴征知道这所学校没有获得美国教育部认可。她又解释，丈夫读这个项目是为了学习商业知识，有老师辅导，也写过论文。1995年圣诞节，她出门买礼物时，丈夫吴征还在书房用功。

　　这些家庭记忆能够说明吴征读过书，却回答不了另一个问题：一个未获认可的博士头衔，为什么会出现在上市公司主席的公开履历里？

　　杨澜还说，有些媒体抄错了吴征的经历，有些批评树起假靶子。错误当然可以纠正。可她接着把质疑者说成有组织、有商业目的的攻击者，还说他们联络海外“反动人士”。

　　“反动人士”不是记者替她概括的词，是她自己说的。

　　一个以开放、知性和国际化著称的主持人，面对公众质疑丈夫的学位和公司信誉，最后拿出了中共最熟悉的政治标签。寻求真相的网民，被她贴上了境外反贼的标签。

　　她也说到有人联系广告客户、给主管部门写信、号召股民抛售新浪股票。她担心的不只是丈夫被骂，还包括广告、股价和主管部门的态度。她保护的，是两人共同经营的信誉和利益。

　　2007年，王朔公开批评吴征，他说出了那句名言：杨澜找错了老公，吴征是个骗子。

　　可是杨澜那句“我的家庭很幸福，请不必操心”，还是被许多人记住。

　　因为它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外界问吴征的履历、资金和生意，杨澜把问题收回家庭内部，好像只要夫妻感情好，公众就不该再问。

　　外界追问的不是夫妻感情，而是她已经参与的公司、股权和公开辩护。婚姻幸福属于私人感受；把名望用于融资、审批和交易，就必须接受公共追问。下一波对他夫妻的质疑出现在美国。

　　美国布网

　　2015年，阳光七星向美国上市公司YOU On Demand投入一千万美元。吴征在第二年成为董事长。这家公司后来多次更名，最终叫Ideanomics。

　　它最初向投资者讲的，仍是中国市场和官方内容资源。早在吴征入主以前，公司就同中国电影频道相关机构有合作。美国投资者购买的是一家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赚钱故事里的增长机会，却在一个由北京控制内容和准入的市场。

　　吴征经营美国公司，同时也进入美国政治社交场合。

　　2017年3月，郭文贵在纽约接受海外中文媒体采访时，指控吴征是中共情报机关从小培养的高级间谍，属于国安、公安和中纪委专案组，还播放了据称是两人通话的录音。同年9月，郭文贵又在直播中指控吴征到美国寻找接近自己的人，是一名“中国培养的间谍”。吴征和杨澜选择共同起诉。2018年3月8日，夫妻二人以共同原告身份在纽约起诉郭文贵，称这些指控及郭文贵的其他说法属于虚假诽谤，同时指控他对夫妻二人进行骚扰和威胁。

　　2017年11月，他出现在纽约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OA晚宴。他出资支持一个以祖父吴凯声命名的终身成就奖，首位获奖者是美国前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

　　吴征祖父的历史在这里换了一个重点。在此前的家族叙述里，吴征反复讲祖父帮助中共地下党的经历，和中共情报部门的关系；到了ZOA晚宴，主办方强调祖父吴凯声曾帮助犹太人避难。两段历史不知真假，但吴征很懂得在不同场合拿出家族故事的不同部分。

　　更重要的是，这场活动不是他一个人的社交。ZOA发布的2017年和2018年两份年度支持者名单，都把“吴征与杨澜”并列列入十万美元以上的捐款档位。

　　这两份名单不能告诉我们每一笔钱他们换到了哪些好处。能够确认的是，夫妻二人共同列为这个聚集美国议员、外交官和政治活动人士的组织的捐款十万美元以上支持者。

　　吴征后来提交的美国代理人登记表，还披露了另一件事。2018年9月，他申报在乔·唐纳利的一场纽约筹款活动中捐款一万七千美元。这笔钱发生在他申报的察哈尔任职日期以前，现有文件没有把它列为察哈尔的代理活动；它说明的是，他已经进入美国选举筹款的场合。

　　两个月后，Ideanomics发布人事公告。吴征辞去董事长和联席首席执行官，因为他要领导一个新成立的非营利机构。

　　外国代理人

　　2018年12月3日，美国司法部收到吴征的外国代理人登记，编号6611。国籍一栏，他填的是美国；外国委托方一栏，写的是察哈尔学会。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不只针对外国政府，也包括外国政党、机构、公司和个人。一个人在外国委托方命令、请求、指示或控制下，或者同意代表对方行动，并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公关宣传、政治咨询，为对方利益募集或支出资金，或者向美国政府机构和官员代表对方利益，就可能负有登记义务。美国公民身份、没有报酬或书面合同，都不当然排除登记。

　　这项法律要求当事人公开代理关系，并不等于间谍罪，也不等于登记以后就被法院定罪。在吴征的文件里，他亲笔签字承认自己接受了一家外国机构的委托。

　　他申报，自2018年11月15日起，担任察哈尔学会旗下一个中美关系委员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工作包括促成两国官员、智库、学者和商人之间的对话、谈判与互访，处理贸易和双边争端，推动形成共识。

　　附件还写明，他准备制作和传播英文材料，并考虑聘请公关公司。当时公关公司尚未确定，材料准备发给哪些人，也没有最终名单。

　　这些工作如果实施，面对的将是官员、智库和商界，并可能影响美国政策圈怎样理解中美争端。这已经超出一般文化交流的范围。

　　那么，察哈尔学会究竟代表谁？吴征登记的这个外国代理人，到底是哪个国家？

　　它对外自称民间智库。创办人韩方明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吴征加入的委员会里，有前驻美大使周文重，还有几位前外交部副部长级官员。

　　《公共外交季刊》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察哈尔学会承办、外交学院支持。一篇2016年的机构研究称，察哈尔承接过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项目，并为其提供内参；它自己的目标也包括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影响政策和舆论、连接政府、企业与公众。

　　经费材料显示，这个察赫尔学会日常运营主要由韩方明，也就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投入，也有企业赞助和委托研究。、

　　从负责人、刊物和项目关系看，察哈尔虽然以民间智库身份活动，实际嵌在政协、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部门推动的公共外交网络中。根据这些公开关系，它发挥了中共党国体系的对外影响功能。

　　严格按法律文件，吴征登记的是察哈尔学会的外国代理人，不是美国司法部认定的中共代理人或间谍。可政治上也不能只念“民间智库”四个字，而不看这家委托方实际嵌在什么系统里。

　　登记表与司法部报告形成了一处反差。附件询问是否会从事法律定义的“政治活动”，吴征勾选了“否”；美国司法部向国会提交的2018年下半年报告，却在他的“服务性质”一栏写了一个清楚的英文词：Lobbying，游说。两栏的法律口径未必完全相同，这里的Lobbying也是服务性质分类，不等于司法部确认他已经完成具体哪些游说。

　　这项委托后来持续得很短。吴征2020年补交的报告说，代理关系在2019年3月1日终止；截至当年6月底的报告期内，他没有替委托方提供服务、开展政治活动、传播材料，也没有收到或支出相关款项。他还说明，从一开始就没有付款安排。

　　现有FARA申报没有记录实际服务、政治活动、材料传播或收支；能够确认的是，吴征接受职务、登记代理关系，并提交了工作计划。

　　一个已经取得美国国籍、长期经营美国公司的商人，接受了同政协、外交和统战系统交叉的机构委托；他同意用自己积累的人脉，去联系美国官员、智库和商界。委托虽然很快终止，这个角色是他自己申报的，工作方案也是他自己签字提交的。

　　1990年代，吴征替美国公司联系中国部长和电视台；到2018年，他接受了一家同中国党政系统关系密切的民间智库职位，这项职位计划在美国为中共开展有关代理活动。同一种跨境联络能力，在两个时期朝向了不同的方向。

　　这份FARA登记只涉及吴征，文件没有把杨澜列为代理人。要判断杨澜在夫妻共同事业中是否仍是当事人，接下来要看同一家美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和交易记录。

（资料照片）

　　钱进谁家

　　2024年8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是SEC，公布了针对吴征的和解命令。它追查的，正是前面那家由YOU On Demand改名而来的Ideanomics，以及吴征担任负责人期间的交易。

　　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笔，起点只有十五美元。

　　吴征控制的一家公司，名义上以大约十五美元转给了一名商业伙伴。纸面上的主人换了，SEC却认定吴征继续控制这家公司，并举例说明：他另一家公司的员工按照他的指示，继续替这家公司记账，掌握银行账户签字权。

　　随后，Ideanomics向这家公司购买一项合资企业权益，总价大约九百八十万美元，包括二百万美元现金和当时价值约七百八十万美元的股票。吴征还代表上市公司签了交易协议。

　　这相当于他一只手控制卖方，另一只手代表买方，公司却没有向投资者如实披露双方的关联关系。美国证监会还发现，合资各方并没有按协议投入原定资本。

　　二百万美元现金付出以后，其中超过一百万美元很快按吴征指示转走，让他的关联方、受控实体和债权人受益。后来又有钱被用于偿还他的债务。他还保留相关股票的表决权，并建议这家公司把一部分股份转给自己私人业务的投资人。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上市公司花钱买了一项外部资产；监管机关追到控制关系以后，看到的却是公司从吴征仍然控制的一方手里买东西，付出去的钱再替吴征解决私人利益和债务。

　　2019年，类似安排又出现一次。吴征先替一家受他控制的公司谈妥，以不到一百万美元购买马来西亚项目权益；Ideanomics随后却用当时价值大约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股票向它购买。部分股票出售所得，又被用于支付吴征的债务和相关费用。

　　这两笔交易并不代表全部收购价都进了吴征个人口袋。SEC查明的是未披露控制关系，以及其中一部分资金和股票怎样按照他的指示，使他本人、关联方和债权人受益。

　　SEC命令还记载，吴征明知公司重要业务遇到问题，仍坚持三亿美元的年度营收预测。后来公司承认收入将远低于预期，这项公告导致股价下跌百分之三十九。被隐藏的关系和被夸大的前景，最后由买股票的人承担代价。

　　吴征以不承认也不否认大部分认定的方式接受和解。他被追缴二百八十三万多美元，加上五十二万多美元利息，另付二十万美元民事罚款；十年内不得担任需要向美国证监会申报的公司的董事或高管。

　　这不是对他早年第一桶金的追溯，也没有证明阳光卫视的一千一百万美元来自违法所得。可是，它让观众看见了一种后来被监管机关查实的做法：把自己仍然控制的交易对手藏起来，让上市公司以现金和股票同其交易，再让其中一部分利益回到自己和债权人身上。

　　那么，杨澜在这家美国公司里是什么位置？

　　2020年的公司股权文件列明，一家由杨澜全资拥有的阳光七星投资实体，持有约三千零三十万股Ideanomics普通股；她本人另外还有直接持股。

　　本文引用的这份SEC命令，处分对象是吴征；SEC同日还处理了公司和其他高管，杨澜不在处分对象中。但股权文件可以确认，吴征经营这家公司期间，杨澜通过自己全资拥有的实体持有大量权益。

　　2025年，另一家公司DeepGreenX申请在美国上市。修订申报把杨澜列为多数最终受益持有人，控制大约百分之七十八的投票权；她和吴征的儿子Kevin Wu担任董事和首席行政官。同年10月，公司撤回注册，申请从未生效，也没有据此出售证券。

　　这份申报说明，吴征被SEC处罚以后，杨澜仍以主要拥有人和控制人的身份，出现在一家由她控制、儿子任职的新公司文件里。

　　结尾

　　现在再回到开场的问题：杨澜复杂的人生，到底乱在哪里？

　　她结过两次婚，王朔也骂过她的丈夫，这些只是表面的乱。更深的一层，是私人婚姻、中共官方身份、公众信任和商业利益，在她这里被放进了同一个人生。

　　吴征最稳定的能力，是在中美两边找人、组织关系，再把这种关系变成项目和资本。早年，他替美国公司打开中国广电系统的门；香港回归前后，他代表中资进入亚洲电视管理层，把官方合作和进口审批写进商业合同；到美国，他又接受中共背景机构的委托，充当在中共的代理人。

　　杨澜不是站在旁边看。她把全国观众对她的信任带进公司，亲自跑部门争取准入，担任主席，出售股份，拿到现金和股票；丈夫受到质疑时，她挺身而出挡在前面。

　　我们没有证据说，吴征早年的钱由中共直接送给他，也没有证据说他受中国国安机关指挥。可外界完全弄不清楚他们夫妇的官方资源到底怎么来的，他们的巨额财富又是怎么突然就有了。

　　尤其是吴征，他的发迹史有诸多的疑点，他为中共在美国到底做了什么事，除了他公开登记为中共代理人那次，还有没有？郭文贵对他的指控是真是假？在他们两人身上太多谜团，这一切也许只有他们夫妻两人心知肚明，就像吴征头上那顶博士帽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