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在大陆，我早就被抓了”

第九届亚洲国际电影节（Asian World Film Festival，AWFF）的“台湾电影日”（Taiwan Film Day）于9日（周四）于卡尔弗城（Culver City）举行。第59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九枪》（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映后，导演蔡崇隆与洛加大（UCLA）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参与座谈。

2017年8月31日，台湾越南籍失联移工阮国非，遭警察连开九枪致命。蔡崇隆用了5年时间，从多角度探讨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全片时长90分钟，但却用了将近30分钟的篇幅，忠实呈现警方执法的记录器画面，让观众看到了被忽略的真实视角，至于真相如何，每位观影者自有判断。

意外成为警方教材

《九枪》以阮国非之死为主线，纵深探讨的却是台湾已逾73万人口的移工问题。蔡崇隆表示，外籍移工已成为台湾社会不可规避的问题，相关政府单位与法规都需要重新审视，他认为这不仅是台湾的议题，也是很多国家都在遭遇的问题，只是台湾社会更有勇气去面对。

有些高中生观影后，开始反思成年人漠不关心的态度；也有台湾地方警局向蔡崇隆表示，希望以《九枪》作为内部训练影片，让基层员警了解如何处理危机。蔡崇隆告诉记者：“要在大陆，我早就被抓了。”纪录片中还原了阮国非中枪后在沙地垂死挣扎的血腥画面，警方缺乏善意与急救常识，甚至认为阮国非仍有攻击性的对话，让观众骇然。

《九枪》是台湾移工议题首次跃上大萤幕，不仅在台湾引发诸多讨论，也获得国际观众和影评人青睐，但有机会成为警方教材，却是蔡崇隆始料未及。他说：“这就是台湾可贵的地方，基层员警也想做得更好。”政府面对“家丑”外扬，不仅没有“遮羞”的心理，反而鼓励跃上国际、直面问题。

蔡崇隆认为，公布警方的这些镜头，的确有些伤害国家形象，但这也再次证明，台湾是有自信的国家，“我们可以面对自己问题，可以改变”。拍摄过程中，蔡崇隆没有遭遇到任何官方压力，警方也没有掩盖事实，更没有打压他的创作。

让逝者“发声”

纪绿片以阮国非在社交媒体曾发表的诗文为画外音，开启了独特的灵魂视角，让逝者“发声”。《九枪》让观影者了解，这些移工也有情感、理想，他们来到异乡工作，无非是想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他们不是恐怖分子或反社会的毒虫，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常人。

蔡崇隆坦言，使用警方监视器的镜头，的确会有侵犯他人权利等法律风险，但他认为“值得被告”；至目前为止，也尚未收到过律师函。

访问阮国非在越南的家人时，蔡崇隆拍摄了许多田间画面，他发现越南的自然环境和台湾非常相似，“过去的台湾也是如此纯朴，我们也是这么走过来”。这些移工处在台湾社会边缘，是政策结构性的问题，而不只是移民们个人的问题。

台湾移工制度亟需检视

“我希望能打破同温层，这个议题虽然沉重，但却能让不关心的人开始关心。”蔡崇隆认为，台湾的移工越来越多，从营造、制造业到家庭帮佣与看护，移工已超越一个县市的人口，台湾社会需要更平等的劳雇关系。

拍摄《九枪》的初衷，是透过影像让观众思考台湾移工的困境。蔡崇隆说：“我希望观众意识到，这些移工也是人，也一样有尊严。”台湾在疫情后有8万名所谓“非法移工”，他们被危险化、污名化，但蔡崇隆认为，这些“非法移工”是制度造成的罪犯，他们并没有违反刑法，只是违反行政法，台湾的移工制度，极需重新检视订定。

创作《九枪》时，蔡崇隆遭遇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握“尺度”，他希望公布警方纪录器画面，不只是剥削死亡的生命攫取观众注意，而是希望大众能有脉络地理解，阮国非事件表面上是警察执法过当的问题，但事实上，还有整个关于台湾移工制度的问题。

蔡崇隆虽是学法律出身，却长期关心社会议题，他曾任新闻记者，成为纪录片工作者后，长期将镜头聚焦于台湾司法人权问题，曾创作为死刑犯平反的《岛国杀人纪事》三部曲，以及声援RCA女工的纪录片《奇迹背后》。对他而言，《九枪》是对台湾移工致歉的墓志铭，在第9届亚洲国际电影节登场，获得诸多反响，也让他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