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人称“发哥”的香港老牌影星周润发，在韩国釜山电影节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在中国大陆拍摄电影时，剧本必须送去多个政府部门经受审查。
“我们现在有很多限制，电影人的处境很难，”他说。“但其实来讲，我们也会尽力创作展现香港精神的电影。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位68岁的影星还表示，香港主权移交北京后，香港电影业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1997年后，很多事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得不留意政府的指向，这很重要。否则很难筹到足够的资金拍片。因为中国大陆市场如此庞大，所以我们试图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可以继续维持生计，”他说。
人在韩国的周润发也赞赏了这几年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韩国电影。
“韩国戏好看的原因就是题材很广阔，还有可能是韩国政府的支持，以及他们的自由度很大，所以他们的创作思想会很宽，”他说。“有好多题材我都觉得很惊讶，哇，他们都够胆拍这些！”
周润发的话虽然说的很含蓄很委婉，但其中暗含着对中共审查制度的不满和批评，以及对艺术创作自由的渴望，却是显而易见的。
众所周知，香港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电影内容的法律法规。香港政府2021年发布指引，要求审查电影时增加“国家安全”的考量。根据同年通过的《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不利国家安全的电影将被禁止上映。
周润发的发言针对的就是这种现状。由于他的话是在韩国釜山电影节记者会这样的国际场合说的，难免不会刺痛中共和香港当局的敏感神经，令其恼羞成怒。
按说发哥在涉及政治的敏感性问题上一向比较谨慎，不大轻易直接表露自己的立场，这次却在国际场合公开吐槽，显然是憋得太久透不过气来的缘故所致。由此不难想见在中共和香港当局的高压下，香港的大多数艺人活的如何憋屈和压抑。
发哥的一番吐槽令我想起了大陆电影巨星赵丹的临终遗言。
1980年10月5日清晨，北京医院412病房。昏睡多日的赵丹忽然异常清醒。他对妻子黄宗英说，他有要紧的话要对组织讲。黄宗英说：“那我打电话给夏衍吧。”赵丹沉吟道：“胡乔木，他管宣传。” 很快，胡乔木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的陪同下来到医院。
那天黄宗英代替赵丹说了三个问题： 1. 党管文艺，不要管得太具体； 2. 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 3. 支持建立个人风格的创作集体。这番话后来被人们称作“赵丹遗言”。
了解赵丹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位民国时的影帝，1949年后活得十分憋屈和压抑。为什么？因为中共坚持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对电影关头管脚，这个不准演，那个也不准演，令赵丹毫无创作自由可言。文革中，他更是成了牛鬼蛇神，惨遭迫害。他的临终遗言道出了长久以来憋在心底的话，虽然说的也很含蓄很委婉，但却饱含着对中共文艺政策的不满和批评。
周润发是赵丹的后辈，他在记者会上的吐槽与赵丹的临终遗言可谓异曲同工。如果说后者反映了大陆电影艺术由民国到所谓新中国的衰落，那么前者则反映了香港电影艺术由回归前到回归后特别是近几年的凋敝。两者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共是扼杀创作自由的罪魁祸首。只要它存在一天，艺术的春天就永远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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