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终于上映 为什么芭比到今天依然重要

    环球影业获得芭比版权15年后，《芭比》终于上映了，这个时间对好莱坞来说不算特别久，毕竟剧本常常陷入不断修改的苦境，直到有一天大人物和雄厚资金联手将它搬上荧幕。但《芭比》走向银幕的过程有着一个格外漫长而痛苦的背景，决定它生死的核心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芭比还重要吗？如果重要的话，是为什么？

    自1959年芭芭拉·米利森特·罗伯茨——芭比——问世以来，这个娃娃一直是个争议。玩具制造商的男性高管惯常地认为小女孩喜欢玩婴儿娃娃，这样的成年女性娃娃形象让他们感到困惑。但小女孩们不困惑，她们懂。芭比红极一时。然后招来批评。然后变成了令人担忧的问题。在过去的64年里，芭比娃娃一直处于无数争论的中心：何为女性，她们应该是什么人，她们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她们想要什么。

    芭比既以一个身材比例不切实际、头脑简单的女人形象出现，又代表了努力奋斗的普通女人。她大多数时候不会说话，但被认为代表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最终面世的《芭比》电影是唯一可能存在的芭比电影：一部在企业监护人警惕的目光下承认并拥抱这种怪异的电影。预告片的口号（“如果你喜欢芭比，你应该看这部电影。如果你讨厌芭比，你应该看这部电影。”）以最直白的方式表明，芭比和每个人都相关。

    我能理解。6岁生日的时候，有两个娃娃供我选择：“无敌女金刚”或芭比。用当下谈论玩偶代表性的惯用语来讲，我没有在芭比身上“看到我自己”；而无敌女金刚的棕色头发和连体衣更像是我的镜像——一个梳着马尾辫，穿着别人穿剩下的灯芯绒连体衣的女孩。芭比的层层金发如丝绸一般，穿着深V粉色连衣裙，完全不像任何我见过的女性。可是，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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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了芭比。

    在我的童年里，这个娃娃一直在那里——坐在我的梳妆台上，在汽车旅行中陪伴我，在我的浴缸里，站在我的玳瑁梳上冲浪。成年后，我和她疏远了，因为芭比成了女性主义者关注的话题。我关注了许多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各种文化反堵人士，他们用及其有趣的方式公开解决自己的芭比困境。一路走来，我意识到：芭比是我们谁都无法摆脱的孩童玩物，因为自问世以来，她从来不是孩子。相反，她是一个象征、一个替罪羊、一个众矢之的、一个被针对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她是一面镜子。然而，我们在某个特定时刻对芭比的感觉更多地反映了我们自己，而不是芭比本身。

    当上世纪80年代的反妇女解放思潮蔓延到90年代，心理学家开始通过《拯救奥利菲娅》(RevivingOphelia)等畅销书对女孩的自信心危机发出警报。安妮塔·希尔在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阐释何为性骚扰，大学校园里女性报告的性侵事件多到惊人。新的女权主义浪潮正在兴起，芭比也被卷入其中。她不自然的身材比例是个问题，现实中不可能有那种连重要脏器都无处安放的腰臀比。后来，她那无法无视的金发和白皮肤也成了问题。尽管黑人和拉丁裔芭比在1980年就已问世，还有上世纪80年代的“世界芭比”等特别收藏系列，但所有人都明白，真正的芭比——那个符号，原形芭比，唯一正宗的芭比——代表的是西方的理想审美，从好莱坞到“美国小姐”再到《花花公子》，这种审美已被刻入美国装饰性女性气质的习俗之中。

    正如每一次女权主义浪潮一样，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波女权浪潮的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前人的行差踏错、忧虑困扰和未竟事业。芭比当然不是最重要的议题，但她毕竟就在那里，毫无遮掩甚至是自豪地成为我们称为“存在问题”的物品。于是我们穿起粉色的刚毛衫折磨自己。

    芭比的主宰者也已经不能再肆无忌惮。1992年美泰推出了“会说话的少年芭比”，她的发言包括一句俏皮的“数学课真难！”，证明了这个历来紧跟潮流的品牌已经落后于时代，并招致美国大学女性协会的批评。美泰对1998年出版的多元交织性女权主义身体意象文集《再见，芭比》(Adios,Barbie)以及水叮当(Aqua)的洗脑神曲《芭比女孩》(BarbieGirl)做出的诉讼回应对公司的公关处境也没什么好处。1999年，为庆祝芭比诞生40周年，美泰对品牌进行了重塑，将焦点从玩偶转移到真实的女孩身上，推出了一系列广告宣传片，鼓励年轻观众“做自己的英雄”。

    电影《芭比》也是关于如何做自己的英雄，或者至少踏上英雄之旅的故事，片中的芭比被带入现实世界，她发现自己在其中要么身陷危险，要么无关紧要。这种情节编排恰如其分，因为芭比最有意思的一点从来都是我们对她的态度。有评论表示，由于导演格蕾塔·葛韦格试图将芭比的宽泛话题融入到影片之中，导致叙事过载。但考虑到芭比在过去64年里引发了多少讨论，叙事怎可能不多？

    在我看来，另一部影片——2018年的纪录片《迷你肩膀：再造芭比》(TinyShoulders:RethinkingBarbie)——有助于为这些话语提供语境。片中的美泰是一家危机重重的公司：面对营收缩水和顾客兴趣的丧失，公司准备在2016年推出一个肤色和体型都符合一些多样性标准的玩偶系列。我与研究芭比发展史的M·G·罗德和阿曼达·福尔曼、女权作家罗克珊·盖伊（时报观点作家）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都在片中接受了采访，对芭比在女性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提供了背景和评论。

    没想到那部影片的叙事最终会变成美泰的洗白。看完全片后，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道路就是从一个天真质朴的芭比消费者成为觉醒的芭比厌弃者，再变成了一个不明真相的芭比公关推动者。

    虽然芭比早已面目全非，但我们对她的期待也是一变再变。正如美泰公关负责人米歇尔·奇多尼（她自称“芭比公关”）所说，这部纪录片片名的意思就是，芭比小小的肩膀承载了几代人的审美标准和女权解构的重量。这些肩膀可能时不时被重塑——变得更健壮、更丰满、有更多样的肤色，或是像这部新电影一样，更能自主意识到它们负担的重任——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我们一直在为她增添需要达到的标准。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的芭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失去了实际用途。但作为一种载体，她被证明是经久不衰的。

    我愿意承认——甚至是嘲讽——我的女权主义立场曾令我不假思索地拒绝关于芭比的一切：她从来都不是个非黑即白的人物，不支持就得反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肯定是这样看待她的。这种现状只能说明困难依旧存在，即使到了现在，这个世界还是不确定女性能否摆脱刻板印象或期望，能否就那么简简单单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