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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发布会上一遍遍说自己的故事,穿着笔挺的西装端着红酒傻笑,被闪光灯层层包围……
我常常问自己:阿杜,你过得好吗?
歌手阿杜出现在《时光音乐会2》的舞台上,演唱代表作《他一定很爱你》。距离他上一次在综艺节目中露面已近10年。
录制时,孙悦和阿杜打招呼,阿杜用台湾腔回她:“嘿嘿,你好。”二人快20年没见面。彼时,孙悦是内地唱跳歌手的代表,阿杜则是风头正劲的新人,二人同在演出后台,孙悦跟阿杜打招呼,阿杜也是带着台湾腔这么回她。如今这一批歌手都年近半百,又在演出中相遇,竟然一切如旧。
阿杜的专辑制作人、新加坡音乐人许环良回忆,在哈尔滨拍《哈啰》音乐录像时,阿杜一路拍一路躲热情的歌迷。朋友到西藏去,回来告诉他那里的喇嘛也在唱阿杜的歌。
现在来看,阿杜的第一张专辑《天黑》几乎聚集了当时他所在的唱片公司能给到的最好资源,作词、作曲等创作人员皆是拥有丰富经验的音乐人。考虑到阿杜的嗓音和经历,专辑在成年男性情感世界着力。刚进公司时,阿杜常穿着拖鞋、短裤到办公室,和同事们的衣着格格不入。他说话很少,语速很慢,声音软糯,有些羞怯。作词人林利南根据这个印象,为他创作了主打歌《Andy》的歌词,Andy是阿杜的英文名。歌词“平凡的角色,站在小小的舞台,我有那么勇敢地说出来,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不能熄灭曾经你拥有炽热的心”与他的境况十分贴合。
出道之初,阿杜留着及肩长发,神似郑伊健。一缕刘海遮住半只眼睛,露出的另外一半透着忧郁和青涩,面容略显沧桑。媒体和公众对这位新人投来好奇的目光,但在人前,他很少滔滔不绝,偶尔词不达意,屡屡强调自己看着镜头会紧张,而且“社恐”,从小就不善言辞。
在媒体蜂拥而上的穷追猛打下,他的故事还是被扒了个七七八八。声线是天分,造型是公司为配合他的性格和新专辑歌曲量身打造的。青涩是因为刚刚落入娱乐圈极不适应,沧桑则是因为已经29岁。
在出名要趁早的娱乐圈,这个年纪多少有点尴尬。连阿杜自己都没想过有一炮而红的可能,觉得自己最多“稳扎稳打,靠一张张专辑积累一些名气”。毕竟当歌手已经是意料之外。学做艺人更让他倍感头疼。
有时候,他将之归结为自己“读书不多”,所以不擅长表达。阿杜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父母离异后,五个兄弟姐妹随母亲生活。他15岁便辍学打工补贴家用,曾在修车厂当学徒,去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服完兵役,他经朋友介绍进入建筑工地工作,在不同的工地辗转七年。因陪朋友参加一个唱歌训练班比赛,被唱片公司相中,成为签约歌手,人生因此改变。
故事披露后,阿杜的形象从神秘变得励志:毫无背景的建筑工人,依靠自己成功出道,有了当红曲目,声音好听,不骄矜,富有正能量。
尽管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但生活的剧烈变化仍出乎阿杜的意料。他的情绪出现波动,话少、低落甚至开始恐慌。时值第二张专辑筹备期,作词人根据阿杜的变化,写了专辑同名主打歌《坚持到底》,叙述指向从生活转变为爱情。
从第三张专辑《哈啰》开始,阿杜的情绪症状越来越明显。到2004年,原本计划的巡回演唱会只开了两场便中断,他一度无法识谱,开口就走调,大脑宕机。后来被医生诊断为“焦虑症”。他开始减少公开活动,投入漫长的调养过程。
病情的反复严重影响了他的演艺生涯,而华语乐坛新人辈出。此后阿杜虽然每隔几年都有新歌发行,但难现前几张专辑的辉煌。
2013年,久未露面的阿杜参加一档综艺节目,他在微博发表长文《致青春》,提及了自己发病、治疗、发胖的过程,说很怀念在工地和工友宵夜喝酒、喂流浪狗的七年,“在建筑工地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阿杜穿制服在工地监工
又与病痛相处近十年后,阿杜接受了《时光音乐会2》的邀请,再度登上舞台。接受我们采访时,他第一次袒露了这些年和抑郁症相处的细节,“抑郁症不会离开我了,要去接受它。我好转了很多。”他说,“现在讲出来(这些事),我觉得很舒服。我很想告诉大家,阿杜这些年消失去哪里了、去干什么了。”
以下是阿杜的口述:
一
“看开一点”
2003年、2004年,我发第二张专辑期间,已经有了很多症状,但当时我不知道那是抑郁症。到第三张专辑时变得非常严重。2004年本来我有巡回演唱会,但开了两场就没办法进行。我不知原因地恐慌,心跳加快,手发抖。最严重时大脑宕机,无法运转,眼神没法对焦,唱歌完全走调。记者的访问我也会避掉,因为没法思考。当时我没跟任何人讲,一个人撑了很久。但公司觉得,阿杜怎么什么都不想去做,怎么没有好好做音乐、做艺人,怎么这么懒,怎么这么不上进?我听到会更难过,我想努力、想去做,但真的没办法做到。
那是我抑郁症的开始。
这十几年,我换过三个医生。2004年遇到第一个医生。他直接给药让我吃,也不告诉我这是抑郁症。我一直找不到自己恐慌的原因,有些焦虑。吃了药之后心不慌了,我就不吃了。他还给过我降心速的药,让我感觉他完全不了解我的状况,很排斥吃药。稍微有点效果了,我以为没事了,就停了。但其实它还在,过一段时间又复发。
复发以后我去过几次急诊室,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有一种安定的感觉。我开始频繁去急诊室,新加坡、台湾、上海、北京、南京……好多城市的急诊室我都去过。
大概2007年,我在南京拍《爱情烘焙屋》,发作得很严重,心慌,没法跟别人讲话,念对白要看提词器。我跑了好几趟南京医院的急诊室。医生告诉我心跳很快、血压很高,我就要求做心电图。我知道其实没问题,但就想做,做完我就舒服了。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叠心电图检测单。有时候我都不用见到医生,只要看到“急诊室”三个字,或者坐到里面的凳子上,就已经没事了。
急诊室能给我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是错误的。当时我有药,但我坚持不吃,医生交待我不要常吃,发作才吃。我吃了有缓解,但药效大概就四个小时,时间一过那种感觉就回来了。
这时,我换了第二个医生。他问:“你想不想好?”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想啊,我当然想。”他让我乖乖吃药。但是他跟第一个医生一样,没想听我讲我的东西,“以前都不要讲,我现在给你吃药你就吃。”
我就真的很听他话,吃了好几年,因为药物激素的原因,我胖了很多。一直到2011年,我全身肌肉痛。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这是我的大脑告诉我不要再吃了。
但停药之后,我手还是会抖。我以为是饿了低血糖导致,所以出门一定要带吃的,哪怕拿一个面包,好像吃了会好。其实没有,没好,一直不会好了。
2016年,我的狗状况不太对,兽医判断它有癌症。我吓到了,那种感觉又来了。我连车都不敢开,只要进到车里,开出家门口,就开始焦虑慌张。我换了第三个医生。他跟我解释了为什么会恐慌。他告诉我,恐慌是因为抑郁。抑郁有不同的表现,我的表现就是慌,突然心律不齐,心跳加快,可能快到两百多,头脑控制不住身体,手才会开始抖。我才知道这一切的源头是抑郁症。
这次终于有医生能够完整解释我身上发生的现象。他还教我每一种情况该吃哪种药,具体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让我多运动。他的治疗方案对我非常有效,我最近一次发作是2018年。现在出来参加节目也没有问题了。
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我早就应该出来,上节目唱歌就好啊,唱歌我最拿手对不对?他们不了解我的严重程度。病情发作的时候,我跟他们出去吃饭或者聊天,我都坐在那儿不讲话。他们对我的帮助很有限。
我试着跟一些朋友说我很低落,他们说低落每个人都有啊,情绪嘛,很正常。谁没低落过呢?听到最多的就是,“看开一点。”我很难跟他们解释我的低落不是那种低落。就像是发炎,一个人发炎久了,有可能会自愈。但是有些炎症一直发作下去就会变成癌症啊。这不是什么看开一点就能解决的问题。没什么看开一点。看谁呢?往哪里看呢?看多开呢?
我和我太太在一起超过20年了。她一开始也跟我的朋友们一样,说有什么好紧张好怕的?直到陪我去了好多趟急诊室,她才能比以前更理解我一些。
这些年我一直有一些商演,基本的生活能够保障。孩子出生以后,我有了新的责任。我想让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要做更多,要更努力工作。
我挺敏感,以前会玩乐器。但生病以后,吉他很久没碰了,也没有创作的感觉,只想远离。我在怀疑是不是这个行业导致我这样了?所以也不想去碰,会害怕。
生病吃药对我比较直接的影响是变胖,最胖的时候超过80公斤。有时候反应会变慢。但我大概本来反应就挺慢的,所以好像没那么明显。抑郁症不会离开我了,要去接受它。我已经好转很多了。
二
“没什么好怕,我不该躲”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29岁继续做建筑还是去做歌手,很难的。卡在了抑郁症这件事情上。可能我继续做建筑,也会得抑郁症。我试过找原因,感觉这是小时候埋下的种子,但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我宁愿回到不要有抑郁症的时候,无论做什么,都好过我得抑郁症的心情。有了抑郁症,我已经不懂快乐是什么了。
进娱乐圈之前我是一个打工人,在工地工作。每天早上9点去,晚上8点下班。服完兵役后,朋友介绍我入建筑行业,说这个不用学历,有经验就行。刚入行的时候,赶上新加坡政府颁布一系列国家层面的祖屋翻新工程政策。新加坡的第一个翻新工程就是我们公司做的,那些屋子现在还在。我的职位类似中间商,负责承包商、政府监工和屋主之间的沟通,确认每一间房子哪些地方敲、哪些地方修、哪些时候家里不能有人。还有是做建筑工程的包工头,政府部门招标,承包商去投标,投中以后给我,我来找人做。这份工作主要就是沟通,但有一个标准的流程,怎么操作都有迹可循,我就算内向也没有影响。
做了几年,我习惯在工地了,经验也变得丰富。我挺喜欢在工地的日子。有一个工程是修路,工地边上有一家饭店,每天把卖海南鸡饭剩下的鸡头、鸡骨扔出来,我都捡了回去喂工地的流浪狗。时间长了就有感情了,哪天没喂我就觉得很难受。我还捡过一些回家养,带它们去绝育。
我一直喜欢狗,到2008年自己养了一只杜宾。脸尖尖,身子小小,很可爱。但是今年8月它去世了。年初带它看医生,发现器官已经开始退化,肝和肾都快不行了。医生说最多还有六个月。我很难过,出发前一直抱着它合影。
聊回工作,我做得已经越来越有经验,很稳定。如果没当歌手,我应该还在建筑行业里,大概成了一个小小承包商吧。
在新加坡要当一个歌手挺困难的,我如果有过歌手梦,想到的最多也只是在当地的一个餐厅唱歌。真正成为歌手完全是一个意外。我之前经常和朋友一起唱歌,正好新加坡要办一个训练班,他们拉着我一起参加。最后三个人里只有我被选中了。可是我已经27岁了,早过了做明星梦的年纪。入选训练班的人都18岁左右,林俊杰当时才16岁。我是年纪第二大的。所以训练班一开始我没有很用心去,白天我要在工地上班,只能下班了穿着厚厚的工地鞋去上课,内容是教我们怎么做一个艺人、进行一些声乐训练等等。
我跟举办者说我不想来了,我每天很忙,要加班,没空。对方劝我,一定要来,这个课会教很多东西。他说:“你有机会。”我听到这句话就去了。
没想到最后那么多人里面真的签了我,同班学生都很惊讶。我觉得我的优势是声音,蛮特别,有一些沙哑。其他没有了,我年纪大了,外表也不行,每天穿着工地的工服灰扑扑过来。
出道前,我在台湾住了一年。当时歌已经全部录好了,但公司认为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让我再等等。我经常穿着拖鞋短裤就去公司,公司的人看到就讲“太不像一个艺人了”,让我学学穿搭,看看平时的杂志和报纸以便以后面对大众。我看综艺、看杂志,看别的艺人怎么回答提问,感觉每个人都可以是我的模板。他们都讲得特别好,但我根本想不到(能这么讲),我很难清晰准确地用一个词语表达,口齿也没有那么清楚。一下子有好多东西要学、要记,很焦虑。
我15岁就辍学打工养家了,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那时候已经察觉自己有一些问题,比如没法专心、记忆力也不算好,老师讲课也没有完全在听……我以为唱歌很简单,就是出专辑了,唱给大家听。我发现我还要拿着话筒介绍我是谁,要回答问题,而我连话都讲不好。从小就不会(这些)。
刚出道的时候,专辑卖得好,有人喜欢,我很快乐。但很快就有了抑郁症的问题。没有人知道我不适应。我在发布会上一遍遍说自己的故事,穿着笔挺的西装端着红酒傻笑,被闪光灯层层包围……我不习惯,常常问自己:阿杜,你过得好吗?我开始抗拒、开始恐慌、开始害怕,想躲起来。慢慢发展成了最开始我跟你讲的那个状态。
很多话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详细对外讲过,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撑着。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但是现在讲出来,我觉得很舒服。我很想告诉大家阿杜这些年消失去哪里了、去干什么了。
这次我再参加节目,站在舞台上,有一些担心,怕别人说我表现不好,怎么跟20年前一样不会讲话。包括今天的采访我也很紧张。
我很想借这个重新出来的机会完成以前没有完成的东西,比如2004年停下来的演唱会。我挺想回到刚出道的时候,因为现在我知道了很多事情没什好紧张。我特别想跟那时候的阿杜说:没什么好怕,我不该躲。哈哈,这也是我两首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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