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尽力了

《满江红》票房超过了29亿元，正奔着预测的46亿票房冲击。

但不少影迷不买账，吐槽《满江红》硬反转、强行与岳飞粘连，集体背诵《满江红》诗词的场景再次印证了张艺谋只是一个大型团体操导演。

张艺谋从影45年了，这样的分歧伴随了他整个导演生涯。

而这种分歧与张艺谋早期创作经历有关，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文学评论家朱大可对南方周末说，“把好端端的张艺谋变成了一个文化怪物。”

官方认可

1988年2月，《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举行了庆功宴。然而三个月后，风向变了。5月份，《中国电影报》发表了一系列对《红高粱》的批评文章，将这部电影称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之后该报再次刊文《干涸的心田》，将批评的调子升华为“辱华”。

张艺谋对此尤为敏感：“《红高粱》在筹拍阶段，有人指责‘张艺谋《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等到《红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责‘《红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浑浑噩噩，缺乏崇高感’。”

从《菊豆》开始，批评张艺谋的批评声浪更响了，指责的关键词是“窥阴癖”。到《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批评之声到了极致，称其“揭露中国阴暗面”。有华侨写信给媒体：“张艺谋执意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洋人，换取洋人一大堆的奖杯。他让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

一边是国内的批评，张艺谋被定性为“出卖民族、出卖中国人，以取悦外国评委及观众。”一边是国际上的认可，两部影片都获得大奖。

张艺谋公开进行了驳斥：“国际影展的评委来自六至八个以上的国家，他们不可能一直要以丢中国的丑为目标。”

舆论的讨伐声没有淹没一根筋的张艺谋。1992年，他拍了《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获得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巩俐也获得了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第二年，电影局为张艺谋、巩俐举行了一个庆功会，此举一锤定音，给了张艺谋一个说法。官方认证之后，1993年掀起了张艺谋电影热。

跌落谷底

当时拍电影不赚钱，在《菊豆》剧组里，从张艺谋到巩俐、李保田，一天只有10块钱补助。但获得电影局的褒奖和认可，是张艺谋内心最大的满足感，他对官方的情感不言自明。

因为姜文准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张艺谋放弃拍王朔的《我是你爸爸》，最终选择了余华的《活着》。

张艺谋执导的《活着》在国际上赢得了空前的荣誉：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人道精神奖等大奖。这部电影也被认为是张艺谋最优秀的作品。

但这部电影没有公映，张艺谋还遭到了两年之内停止与境外投资方合作的处罚。张艺谋享受到了靠纯艺术的电影成名的奖赏，但他也遭遇到了差点断送导演生涯的惩罚。张艺谋意识到“不能再找敏感题材”了，“《活着》一直没有上映，作为一个导演，你的作品中国人长期看不到，是很失落的，我不能接受这情况。”

张艺谋转头拍了巴金儿子李晓的小说《帮规》，一个与政治、现代社会距离很远的作品。后来改名为《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带有商业属性的黑帮片。这部电影被认为是失败之作。但因为《活着》的存在，舆论环境相对宽容。

只是这种宽容没有持续太久。《一个也不能少》被送到戛纳电影节之后，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这部电影是在“替政府做宣传”。张艺谋在媒体上发表了《给雅各布的一封信》，准备撤下先后送去的《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封公开信成了新闻上了中央电影台。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把这起事件看成“张艺谋的退场秀”，“现在他实在太需要一个机会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态度。”王朔直接把张艺谋定为投机分子。

当时又恰逢国家版权局为《一个也不能少》下了版权保护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国产片的版权实行“红头”保护。这次事件，让不少原来支持张艺谋的人倒戈，很多朋友离他而去。这为未来张伟平的出现做下铺垫。

惹不起的“贵人”

《张艺谋的作业》的作者方希曾经给张艺谋做过一份PDP测试（事业优势诊断系统，帮助企业了解员工性格的行为分析）。测试结果显示，张艺谋没有强烈的性格倾向，“他是一个比较像变色龙的老虎”，兼有领导力和适应不同环境的本领。

日后，张艺谋与张伟平的合作更加展现了这种性格。

自1997年的《有话好好说》至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张艺谋导演的11部电影作品，全部由张伟平的新画面公司投资拍摄。两人认识25年，合作16年，频繁取得票房成功。

而这对黄金搭档合作的背后是张伟平对张艺谋的“利用”。从《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从来没有及时拿到片酬。直到2008年奥运会之后，《三枪》上马，才一起补齐这几部电影的片酬。

此外，张伟平频繁干预张艺谋创作。《满城尽带黄金甲》，剧本已经完工，张伟平要求增加周杰伦的角色以利票房。开机在即，要从头到尾重新镶嵌一个崭新的主角，谈何容易。编剧吴楠和卞智弘在倒计时的有限时间里疯狂劳作。

同样的命运也在《三枪拍案惊奇》中上演。小沈阳在春晚一炮而红，同样是出于增加票房的考虑，张伟平说服张艺谋启用小沈阳。小沈阳走的是二人转路线，其他演员很难搭戏，迫使整个团队换人，包括编剧由史健全换成赵本山团队的徐正超。赵本山当时向张艺谋表示，自己的团队难以承担重任。

之后《金陵十三钗》的合作更是展现了这一点。张艺谋担心剧版《金陵十三钗》提前上映搅局，把影视版权一并购买。在电影剧本修改期间，有些影视公司想同步操作电视剧，严歌苓两次找张艺谋商量，希望回购电视剧版权。张艺谋答应电影后期制作期间，就可以把电视剧版权还给严歌苓。但是在《金陵十三钗》开机前，张伟平以天价把电视剧版权出售。严歌苓颗粒无收，张艺谋失信于人。

在电影《金陵十三钗》宣传期间使用的海报也未经张艺谋确认，同样《我的父亲母亲》上映时被宣传为张艺谋自己的初恋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宣传炒作张艺谋与巩俐旧情。身为大导演的张艺谋，都予以了忍受。

张伟平对张艺谋的影响还体现在生活中。比如在自传资料中，张艺谋结婚没有事先告诉张伟平，曾招致后者大怒。后者甚至还叱责过张艺谋的母亲，令其倍感难堪。这种屈辱感，张艺谋承受了太久。在完成延续他导演事业的同时，也在流露着他的诸多妥协。

一脉相承的“妥协”

周晓枫后来在《宿命：孤独张艺谋》中总结他的性格，“张艺谋愿意自由自在地拍电影，怕承揽经济上的重则，怕扮演公司顶梁柱角色——万一对他信任的股民不仅没赚钱，还损失惨痛，他当然算不上难辞其咎，可想起来还是让他有些畏惧。拍电影亦是如此，张艺谋认为不能因为自己的创意让投资人重创，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延误影响演员下一步的档期，他不觉得个人的艺术创作天然高于他人的日常要求。有时，张艺谋因诸多对他人的估计而牺牲自己的艺术设想。”

张艺谋也是较真儿的。每次剧本会都会邀请很多行业名人。以《山楂树之恋》为例，周晓枫回忆，在讨论会上，多数人劝张艺谋悬崖勒马，没有好剧本宁可闲赋在家，也没必要给植物人做人工呼吸，他们认为《山楂树》不是白雪公主，被吻醒了也毫无姿色，噎死了毫不可惜。这场可以用“群殴”来形容的神仙会，张艺谋事后对美术部门形容：“哎呀，转头砸得我睁不开眼睛。”即便如此，他也会千方百计拍完上映。因为张艺谋想对的起出资方。

离开张伟平之后，张艺谋签约乐视，拍了《归来》《长城》。奈何乐视朝不保夕。他又联手董平，签约欢喜传媒。但仔细看张艺谋近期的《狙击手》《悬崖之上》《一秒钟》，除了欢喜传媒，还有英皇、光线传媒、中国电影、安乐影业、上海电影等资方。

张艺谋已经不在一棵树上求生，但看他的作品还是毁誉参半。一如《满江红》视觉一流，故事三流。习惯妥协求生的张艺谋已经寻不到艺术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