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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的4月1日,香港传出一个消息;起初,港人都以为那只是愚人节玩笑。
1980年代以来,张国荣一直是两岸三地家传户晓的歌手与演员,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大批歌迷影迷;他的死讯,在华语世界造成轰动,同时也引发争议。
张国荣留下了无数经典演出与电影作品。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的演绎越来越着意挑战保守社会的道德框架,开拓了性别多元的空间;然而这些跨越性别界限的艺术追求,于张国荣仍然在生的年代,在相对保守的香港社会,一度成为大众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
不少香港传媒与评论者将其自杀归咎于他的性取向;但香港社会既有批判张性取向的声音,也有对他不离不弃的支持者。葬礼当日,逾万歌迷围在灵堂之外,冒雨送别偶像。
时至今日,华语演艺界仍未见如此俊朗却又如此妩媚,既受大众追捧亦能拓阔艺术疆界的巨星:直到张国荣死后多年,香港社会才慢慢追上了他当年超前的步伐。
程蝶衣与何宝荣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国荣已经是香港流行乐坛中的天王巨星,影响力遍及亚洲多国。90年代,张退出乐坛专注电影事业,成就非凡:1994年,张国荣在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中,饰演恋慕师兄段小楼的干旦程蝶衣。电影获得戛纳(Cannes,另译康城、坎城)影展金棕榈奖,张国荣的演出备受赞誉。
事实上,早在1981年,张国荣就曾获邀出演电视版的同一角色,但因为要保护歌手形象而未有接受;十年后,陈凯歌开拍电影版《霸王别姬》,张国荣在主动争取之下,才获得这个角色。
为何事隔十年,张国荣才出演程蝶衣一角?香港文化研究学者洛枫(陈少红)在《禁色的蝴蝶:张国荣的艺术形象》中指出,除了因为已成为“殿堂级”的张国荣可以随心所欲之外,也有香港性别运动发展的背景。
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同性性行为仍属刑事罪行,社会上对同性恋者十分鄙夷,在1984年香港首宗爱滋病例确诊后更是如此,以“屎忽鬼”(针对同性性行为的骂语)等污名冠之,不少人仍坚信同性恋是“疾病”;直到1991年,同性性行为正式非刑事化,香港的同志社群才得以从地下慢慢浮上水面,
“90年代是香港同志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上开始听得到同志的声音。张国荣的情况,可谓与这股思潮相辅相乘,”研究同志文化的香港大学社会系副教授江绍祺向BBC中文表示。
虽然如此,社会上的歧见仍未消除。
在主流娱乐电影中,张国荣不时出演性别模糊的形象,如《家有囍事》及《金枝玉叶》,就以较阴柔、甚至“娘娘腔”的角色,与扮演男人婆/假小子的女主角擦出火花;这些电影以性别倒置作为笑料,结局往往是两人回复“正常”的男女身份,才得以终成眷属。
“香港人对gay的处理太过喜剧化、太过丑化,我觉得并不需要如此……”1994年受访时,张国荣曾表达自己对针对同志偏见的不满。
到1997年,张国荣与梁朝伟合演王家伟导演的《春光乍泄》,以一对同志恋人避走他乡的爱情故事,隐喻香港人在回归前夕的身份迷惘;电影在全球范围引起很大回响,是历来最知名的亚洲同志电影之一。
近年曾凭多部同志影片作品,获得国际影展奖项及提名的香港青年导演洪荣杰向BBC中文说,《春光乍泄》中对同志关系的处理,对他影响甚深。
“《春》的力量在于,讲一个最普通、最符合异性恋想像的爱情故事,但将女性的角色换成男人去演,突然就威胁到主流爱情关系的观念。”
洪荣杰指出,九十年代在欧美,同志角色在电影中才渐渐摆脱过往的负面定型,因此大部分同志电影都着重呈现社会对同志的压迫、同志承受的歧见与挣扎;而《春》完全没有这样的元素,对同志的处理,在当时即使在世界范围也是非常罕见的。
“《春光乍泄》最厉害的,是呈现到原来同志关系是可以这么‘普通’的!放下同性恋或异性恋的框框,就会见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感情。”
挑战主流的天王巨星
在电影以外,张国荣在舞台上的演绎,也更加自我、更加大胆。
“过往的香港社会,会将‘中性’视为‘不男不女’,看法十分负面,”江绍祺说,“但张国荣却冲破了这个非黑即白的看法,告诉社会‘亦男亦女’可以是‘正’(好、吸引)。”
1997年复出歌坛的演唱会中,张国荣参考英国歌手大卫·鲍伊(David Bowie,大卫·保儿)的先例,脚踏一双珠片闪灿的红色高跟鞋演唱《红》。
张国荣曾说,“姣、型、靓、寸”(风骚、有型、美丽、高傲)是一个表演者的成功之道。
而比《红》的妖娆表演更惹人注目的,是张在演唱会上将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献给“两位我挚爱的人”——向母亲致意后,张再揭示另一人的身份: “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好朋友……唐先生(唐鹤德)。”
这段委婉的告白,被外界视为张国荣的“出柜”宣言。
江绍祺形容,张国荣的行为可谓为同志赋权:“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社会环境,对同性恋者非常压迫,还在讲‘爱滋佬’、‘变态佬’等词,非常负面,同志如何告诉别人,自己属于这个群体?”
香港电台节目“鼓吹同性恋”遭劝谕“一个如此知名的明星,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身份,对社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也令更多同志有信心面对自己的性取向。”
一方面,张国荣的天王级地位,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香港社会对同志的负面印象,但他亦因此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与质疑。
香港演艺界对同志题材的歧见,可见于1998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当年,三名喜剧演员以搞笑形式介绍五部“最佳电影”提名作品,讲到《春光乍泄》时,三人作出呕吐状。
镜头扫到台下的张国荣时,他只礼貌地微笑。
张国荣在2000年《热·情》演唱会上以突破性别界限服饰演出,但长发造型在香港站以外未有延续2000年,因在电影中的演出打动了对方,张国荣成为第一位邀得法国时装大师高堤耶(Jean Paul Gaultier)合作的亚洲歌手,为其量身设计《热·情》世界巡回演唱会中的服饰。驳上及腰长发,身穿透视装与及膝短裙,张国荣再一次向观众展示出超越性别规范的独特气质。
然而,在那个年代的香港,这样的尝试并未获得主流大众的认可。对于张在《热·情》演唱会中的演出,香港传媒以“贞子(日本电影中的长发女鬼)化身”、“扮女人”等污名来嘲弄,更有电影剧以“人妖”、“变态”来影射张国荣。
“演唱会的第三日,Jean Paul Gaultier寄电邮给我,直指香港人不知所谓,以后的国际设计师不会再和香港人合作搞骚(秀),”张国荣曾向香港《明报周刊》披露:“日本传媒亦认为那个演唱会十分精彩……日本的传媒及搞手更问我,为何香港传媒会陷害自己的艺人?”
时至2001年,张国荣为新歌《梦到内河》执导拍摄MV,力邀日本著名芭蕾舞蹈员西岛千博参演,但却因当中数秒两男无上装相拥的片段,被香港主流电视台无线电视禁播。
洛枫在其著作中指出,张国荣在舞台与电影中展现性别多元样貌的1996-1997年,正正是香港传媒界“狗仔队”文化冒起之时。
“这正是香港传媒全面沦陷的年代,(张)这些具争议的形象,恰巧落入无孔不入的猎奇镜头、口诛笔伐的凭据……尽管其艺术造艺赢得部份有识见者的赞许,但在日常报导中仍不能避免,成为低俗文化的祭品。”
巨星殒落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自中环文华东方酒店24楼跃下,终年46岁。他的死在华语世界造成轰动。
张留下的遗书中,并无明确透露寻死原因;但不少香港传媒与评论者将其自杀归咎于他的性取向,有杂志甚至形容自杀是同性恋者的“宿命”。即使在死后,针对其性取向的攻击仍然不绝。
张国荣逝世后,每年均有歌迷影迷进行悼念。这是2004年“哥哥”逝世一周年时文化东方酒店举办的悼念活动。
张国荣逝世十周年时,仍然有众多粉丝到文化东方酒店悼念偶像。但这无碍歌迷、影迷及大众悼念一代巨星的殒落:葬礼当日,逾万歌迷围在灵堂之外,冒着四月南方的细雨,送别香港演艺史上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偶像。
在家属刊出的讣文中,与张共度20年的同性伴侣唐鹤德名列第一,在葬礼上亦获安排坐在首位,并由他按下火葬钮送张国荣最后一程。
虽然香港没有任何容许同性结婚或进行民事结合的法律制度,但张国荣与唐鹤德对关系的坦荡态度,令他们成为香港社会广为认受的一对。
在翌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唐鹤德受邀踏上金像奖的舞台,代张国荣领受特设的“演艺光辉永恒大奖”。
时至今日,文华东方酒店,仍不时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哥迷”,凭吊偶像告别人世之地;每年张国荣忌日,酒店门前均会堆满纪念张国荣的花束,蔚成一片花海。
“同志偶像”
除此以外,文华东方还是“香港性小众之旅导赏团”的首站。
“每当走到文华东方,来自香港的参与者,自自然然就会想起哥哥。”主办导赏团的香港同志平权活动人士戚本乙(Benita)说。
于张国荣“出柜”的1990年代度过少年时代的戚本乙,仍记得张国荣的性向宣示在社会造成的巨大回响——即使张国荣从未振臂高呼“我是同志”,只是公开承认,自己爱着一名男性。
“他激发了社会的讨论,这是最重要的,”戚本乙说,“哥哥令大众接受,无论大家喜不喜欢同性恋这回事,都可以喜欢张国荣。”
2001年九月,张国荣与唐鹤德在街头牵手的照片,被娱乐杂志煞有介事登上封面,事后更引起记者一番追问,张国荣只回应“没什么大不了”。
这帧画面成为了香港同志文化的另类象征。多年以后,张国荣的一个香港同行在访问中说,每看到这幅照片,他总觉得既释放、又羡慕。
就在张国荣公开向唐鹤德示爱的15年后,香港歌手黄耀明于2012年,在同一方红馆舞台上,直白地表示:“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是一个‘基佬’。”
时隔15年,香港社会的反应已经很不一样,黄耀明的“出柜”也迎来了传媒的掌声,只有少数网络言语对其作出攻击。
“艺术没有性别”
近年,香港出柜的艺人、歌手越来越多,当中较知名的黄耀明、何韵诗等人,更热切投身为同志争取平权的社会运动;但与同志权益相关的法例,如保障同志免受歧视的“性倾向歧视条例”,连咨询也未能展开。
但社会对性别多元的包容程度无疑越来越大;大众对“性小众”等名词,与性别意识的认知亦不断提高,关于这方面的公共讨论亦越来越多元。
唐鹤德在2004年张国荣像于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揭幕仪式上。
“直到近几年,媒体才开始讨论gender-queer(性别酷儿)、性别流动的概念,”戚本乙说,“但哥哥廿年前已在实践这件事。”
2017年,香港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举办了《暧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别演绎》展览;甫步入展厅,参观者最先看到的展品,是一双珠片红色高跟鞋。
张国荣曾经这样说过:“艺人做到最高境界,是可以男、女两个性别同在一人身上:艺术本身是没有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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