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作者严歌苓：我们最富有的就是故事

“40年了，那座排练厅早被碾压到大马路之下了，让城市现代化给化了。那些留着我们年轻倒影的镜子呢？那些萦绕着我们琴音歌声和欢笑声的冬青树呢？那座我们的秘密恋人徘徊过的骑楼呢？粉碎得连渣子都没有了。”在小说《芳华》里，严歌苓让萧穗子道出了自己对文工团的眷恋。严歌苓说：“40年前的中国非常贫穷，那时我们最富有的就是故事。”

说是故事，其实是一代人的记忆。“那是怎样的记忆？”《环球人物》记者遍问身边与严歌苓同龄的人，“东方红拖拉机”“用了十几年的搪瓷茶缸” “一位失去了联系的战友”“一句没说出口的话”……这些都是他们的答案。

《芳华》有诞生的理由

青春不是年华，

是心境。

是无边的憧憬。

——出自电影《芳华》预告片（下同）

“我们俩拍个文工团的电影吧！你我都是文工团的，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段生活。”2014年，冯小刚对严歌苓说。小说《芳华》，因这句话而起。

两年后的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刘稚看完书稿后，走在昏黄的路灯下，她意识到，这部小说是严歌苓近几年所有作品中最好的。

严歌苓在美国学习写作时，有位教授总是用一句话问大家：“世界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小说了，你凭什么认定你写的那本有理由出版？”“《芳华》诞生的理由是什么？对两位战友的怀念，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诠释。”严歌苓如是说。

小说中，严歌苓化身为萧穗子，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段故事：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被选进部队文工团，担负起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才艺不同、性情各异的女兵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电影《芳华》中改为何小萍）、萧穗子在这个团队里朝夕相处。由于出身不好，加之性格倔强孤僻，何小曼成了这个群体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刘峰是这个文工团里的一名男兵，他善良，尽其所能帮助别人——帮战友做沙发，帮女兵找落在棉被里的缝衣针，被战友戏称为“雷又锋”。但这样一个好人，却在“触摸事件”后被集体指责，最后被下放到偏远的伐木连，又上了战场，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严歌苓说，她在书中借着萧穗子的口吻，讲了大量真话，“也讲了很多对当年的一些战友，尤其是何小曼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以及对青春岁月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反思”。“人们对一个弱者的伤害欲望来自哪里，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了几个女兵不同的命运。”

《芳华》中的刘峰，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式人物。那个时候，平凡即伟大，每个人帮每个人的忙。“一个英雄到底可不可以爱？可不可以爆发一个男性对女性的接触？恰恰是这样的接触，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些思考最终让严歌苓提笔写下这部小说。

这部近12万字的小说，从动笔到完成，严歌苓只用了两个多月。这种快是有理由的。严歌苓说：“它是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是我最诚实的一部小说。我在文工团生活了10年。那段时间，我和战友们吃住在一起，练功在一起，朝夕相处。回忆起来，每个情景像昨天刚发生一样。”

营房“红楼”已经30岁高寿了，楼里的地板条早被白蚁蛀坏了；文工团的伙食雷打不动：礼拜四吃豆腐，礼拜五吃面条，礼拜六吃包子……小说中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包括对刘峰的一段描写：“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娘大嫂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后来才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练几圈。”“小说中的这种细节靠想象是编不出来的。”刘稚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严歌苓把小说原稿给刘稚的同时，也给了冯小刚。他会喜欢吗？严歌苓拿不准，因为这跟冯小刚当初提议的“五个女兵死于一场雪崩”的故事相去甚远。没想到冯小刚看完后，表示小说超出了他的预期。许久没做编剧的严歌苓，答应为他编电影剧本。为了与电影上映的时间相协调，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迟了小说的出版时间，如今《芳华》已经增印至60万册。“一本纯文学作品达到这个销量，算得上是超级畅销书了！”刘稚说。

“疼痛，是有气味的”

青春是无穷的希望，

是力量的绽放，

是勇气的勋章。

小说《芳华》的封面上没有一个字，国防绿色的硬纸上只有一个烙印，那是严歌苓跳芭蕾的身影：看腿姿，应该是芭蕾舞的经典动作——迎风展翅；而握拳曲肘的姿势却又让人联想到“文革”时期的忠字舞。

这个形象，得追溯到40多年前严歌苓在文工团登台演出时的一幕，台下的乐队正演奏到曲子的高潮，台上的严歌苓还没把腿抬到最高点，摄影干事抓拍了这一瞬间。仔细看看这张旧照片，还能发现严歌苓的脸上有点婴儿肥。

小时候，严歌苓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可以跳独舞的舞蹈演员。1970年，刚满12岁的她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后勤部文工团，成为那拨文艺兵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她至今还记得刚报到时老兵欢迎她们这些新兵的场景：几个人把她抬了起来，在欢呼中把她扔上去，再接住。没想到抬她胳膊的人没抓稳，她的脑袋“砰！”一下子撞到地上。幸亏她戴着棉帽子，但头还是疼，晕乎了好几天。

在文工团，严歌苓有个绰号“米煳涂”，因为她常忘记舞蹈动作，办事也丢三落四。如今聚会时，战友们依然喊她“米煳涂”“小米”。电影《芳华》里有段舞蹈《草原女民兵》，这是当时文工团慰问演出时常表演的。就这段舞蹈，严歌苓没少做噩梦，梦里她“常常穿错衣服，还梳错了头，就听见有人喊：‘哎呀小米，你怎么换错了衣服，快去换了！’这种‘事故’大概出了七八次。那时候都是接假辫子，接错辫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拆下来”。梦里的严歌苓常常是急着急着，满头大汗地惊醒了。

刚到文工团，严歌苓和战友们相处融洽，大家都爱带着她玩儿，有些女兵还帮她这个小不点洗澡洗头。不久，大家慢慢发现，小丫头心思还挺多，又爱说刻薄的俏皮话。比如，她管一个牙齿带缝的歌手叫“西班牙女歌手”；有人长得又瘦又高，她称人家“长筒袜子”；她读过不少书，发现有人讲了白字，就跟人家打赌查字典，赢了她也不说话，悄悄地熘走。所以，有时候战友们也“整”一下这个小丫头，作为“报复”。

入伍3年后，15岁那年，严歌苓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军官，谈了一场纸上恋爱——因为她常常给这位军官写情书。两人打照面时，她会故意摸摸军装上衣的第二颗纽扣，示意他回宿舍收情书。这位收了严歌苓160多封情书的军官，不久遇到一个年纪更大、更成熟的女人，就把“小米”写的信统统给她看了，甚至向上级检举了严歌苓。

和电影里的刘峰不同，这次不小的波折并没有改变严歌苓的人生。“让我的人生发生巨大转变的，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严歌苓说。21岁的她觉得跳舞已有点吃力，得知前方战地记者严重缺乏时，就主动报了名。那时的她，有股初生牛犊的劲儿，“不知道什么是害怕”。虽然随身带着一把五四式手枪，但她打靶从来都挨不着靶心，那把枪就是背着吓唬人的。

严歌苓采访的第一站是一家野战医院。到医院的第一天晚上，她就看到了从前线抬下来的1000多名伤员。“他们特别年轻，很多没有胳膊没有腿。屋子里有很浓郁的血腥味，这时候我才知道，疼痛，是有气味的。”

有个20岁的小战士，生殖器被炸伤了，想要自杀。他的首长恳请严歌苓，一定鼓励他活下去。严歌苓跟小战士聊天，得知小战士是个孤儿，被一户人家收养，长大了要迎娶这家的女儿。如果他不能履行作为女婿的职责，就无法回报养父母的爱和恩，所以他宁愿去死。严歌苓听完沉默了，不知道怎样鼓励他。后来，她再到那家野战医院时，有些伤员已经去世了，那名小战士还是自杀了。

严歌苓明白了，战争不只是激荡人心的英雄主义，也关乎年轻生命的完整与残缺。这些壮烈和悲痛，无法用舞蹈表达，只能用笔。在前线发表一些文章后，她彻底改了行，成为一名军旅作家。

忽然间太多的关爱与尊重把她给毁了

青春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是恢宏的想象，

是生命的深泉在涌动。

小说《芳华》中女主人公何小曼的原型，是严歌苓在文工团的一个战友王莉（化名）。书中很多故事曾真实地发生在她身上。

王莉刚到新兵连时，从不脱军帽，把头发捂得很严实。每天起床号一响，她就把军帽戴好；熄灯后，才把军帽摘下来，没人见过她不戴帽子的模样。于是有人起哄：“王莉肯定是个瘌痢头。”

为了证实这件事，同宿舍的几个女兵一商量，想出一个法子：一吹起床号，我们就拉灯。结果，她们发现王莉头发特别浓密，几乎是三个人的发量，这让她感到难为情。女兵们却啧啧惊叹：她小小的脸，浓密的头发，其实挺好看的啊！

女兵们发现了王莉性情软弱，便什么事情都找她的别扭，甚至把耗子咬过的巧克力给她吃。

没过几年，王莉在文工团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野战医院。后来女兵们听说她在前线救了一个受伤的战士，新闻报道里说她是“战地天使”，无数人开始关注她、关心她。又过了几年，女兵们却听说她疯了，被送到了重庆歌乐山精神病医院。

为什么王莉的命运会是这样？严歌苓并不了解其中原委。于是，在构思小说时，她给何小曼设定了一个不幸福的童年：爱他的父亲在“文革”时期去世，母亲改嫁后不再把她当作生活的重心，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欺负她，她成了家里多余的一个人。

写何小曼的童年经历时，严歌苓把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安在了她身上。何小曼非常喜欢母亲穿过的一件红毛衣。母亲答应她，等她长大了就把这件红毛衣给她穿，可她发现，这件毛衣最终进了妹妹的衣橱。何小曼很气愤，甚至把这件毛衣偷了出来，拆成毛线，染成黑色，又织成一件黑毛衣穿在身上。最终，母亲还是发现了，抬手给了她两巴掌。类似的事情让何小曼彻底寒了心，她越长大，就越想离开家。

在小说中，借着医生的口，严歌苓对何小曼的精神崩溃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从小到大，很少有人关爱她、尊重她，忽然间太多的关爱与尊重把她给毁了。就像冬天放在室外冻太久的大白菜，勐地移进温暖的室内，就坏了。”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严歌苓靠逻辑和想象力把这些故事点连了起来。

他们越来越明白善良的重要性

青春是炽热的感情，

是美丽的象征，

是你我的芳华。

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应该有天分，读过很多书，应该多听别人的故事，应该有颗同情心。”严歌苓这样回答。但有时，读者会觉得她下笔如此之“狠”，三两句话就把人性中的灰暗面暴露出来，让人感觉很沉重。

但这，只是小说的一个层次。同情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温暖，常是严歌苓小说最终的落点。在小说《芳华》的最后，时代的巨变并没有改变文工团战友们的本色，也没有阻断他们的情谊。他们越来越明白善良的重要性，也更加懂得相互珍惜。

刘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失去了右臂，复员后到海南靠倒卖旧书过活，穷困潦倒。郝淑雯见到这样的刘峰，心中极为不忍：“看到他的假肢破了一个洞，我心里挺堵的。想不出来，那个洞是怎么弄出来的？他自己拿烟头烧的？还是别人？……那天请他吃饭，我到得早，看见他老远骑着单车来了，从落地窗前面骑过去，又骑过来。他不知道我一直在背后看着他……”

无论怎样的境地，刘峰还是那位活雷锋。故事的最后，他患了肠癌，为了方便治病，借住在何小曼家。他见何小曼的家门钥匙、自行车钥匙常不知所踪，就花了一个月时间做了一个存放钥匙的木头挂箱，还特意在上面雕了花鸟，涂了红漆；在病危之前，他还把何小曼大衣柜里的撑杆给换了，因为原先的太细，多挂几件衣服就压弯了；他还把浴室里一块松动的地砖重新砌平，免得以后何小曼一个人在家会被绊倒。

得病后的刘峰总想躲着熟人，可郝淑雯和萧穗子两人从北京一路奔到海南，千方百计找到他。那次见面，谁都没提当年的“触摸事件”，临走时，萧穗子偷偷把一个信封塞到那个红漆挂箱里，信封里装着厚厚一沓钱，是给刘峰治病的。

这种温暖与光亮不仅仅在《芳华》中，还存在于严歌苓的很多作品中，比如她的小说《床畔》。

《床畔》中的故事发生在西南小城的一座野战医院。铁道兵连长张谷雨为救战士负伤，成了植物人，也成了一个“活烈士”。 刚从护校毕业的万红被选为张谷雨的专职护士。从见张谷雨第一面开始，万红就发现他们之间有着别人不能理解的默契和交流，从此开始了十几年的床畔守护。时代在变，人们对于“英雄”的认知也在变，张谷雨渐渐被某些人视为累赘，最终被多数人淡忘。人间百态在病床之侧上演，病房里原来是热热闹闹的，后来变成冷冷清清，唯一不变的是床上的张谷雨和床畔的万红。在万红心里，张谷雨依然是英雄。这个看上去有点灰色的故事，依然透出了人性的暖和亮。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这句话，常被人们当作“心灵鸡汤”。倒是在读完严歌苓的小说之后，它自然地蹦了出来，蹦进心里，教人深悟其味。作者： 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