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艾伦·佩吉发布长文，详谈自己演戏多年遭遇的性骚扰、女性广泛遭受的不平等。身为同性恋者的她说18岁时演《X战警3》，被导演布莱特·拉特纳(近期被控强奸)骚扰，如他曾让她“去干”另一名女性。佩吉还说入行最后悔的事是跟伍迪·艾伦合作，并呼吁大众“别对受害者的发声麻木”。
佩吉在文中首先写到，在《X战警3》开拍前卡司见面时，她被拉特纳用手指着说：“你应该跟她干一干，让她意识到自己是gay。”他说的“她”是佩吉身边的一个大她10岁的女性。而喜欢女性的佩吉，当时并没有明确对自己“出柜”，处于身份的迷茫期，“我意识到自己是gay，但这么说吧，我不那么明确知道。”
当拉特纳这么说时，佩吉感到被冒犯了，她却只能看着自己的鞋子，不能发声，周围的人也没能说什么。“他不顾我的处境就曝光了我的性取向，这样的行为我们都能意识到是恐同。”
佩吉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这样的公开‘被出柜’让我长时间感到羞耻。让某个人因为自己的身份而羞耻，这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后来，她还在片场多次耳闻目睹拉特纳不尊重女性的言辞和行为。
终于有一次，她和拉特纳发生了冲突：他在很多人面前要求佩吉穿上一件写着“拉特纳之队”的T恤，被拒绝后依旧坚持。佩吉说：“我跟你不是一队的。”而那天晚些时候，电影制片人去了她的拖车，告诫“不要那样跟拉特纳说话”。她也因此受罚，“他却没有因为我们都目击了的直白的恐同、虐待行为受罚或被开除。”
10岁就开始演戏的佩吉，说她入行后目击了各种各样的虐待行为，“他们想让你自觉渺小，剥夺你的安全感，让你觉得依附于他，让你觉得他们的不当行为应该由你来承担责任。”并表示她16岁时，曾在某工作要求的饭局上被一个导演骚扰，他在桌下抚摸她的腿，说：“第一步得由你来做，不能是我。”佩吉拒绝了。“多么痛的领悟：我在工作中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同样是她16岁时，曾被一个导演要求跟一个20多、快30岁的男子上床，并告诉他们情况。她也拒绝了。
佩吉感叹：“看看那些曾经描述过好莱坞中的性骚扰的未成年人们，他们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因为滥用药物和自杀而消失。而加害他们的人呢？还在工作，在我写下这篇文章时，他们依然被保护着。你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在关起来的门后面被讨论的频率不会低于韦恩斯坦。而如果我——一个如今享有特权的人，都迟疑不敢说出一个名字，那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又能何去何从？”
她写道，针对女性的暴力尤其倾斜于低收入女性，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跨性别者、酷儿和原住民女性，她们因为经济现状和对司法体系的不信任而无法发声。佩吉举出了一些这些族群中为了争取权利不屈不挠的人，而她表示自己作为一个顺性别的白人女同，是从这些人的斗争中获益的。“白人至上主义仍在让有色人种噤声，而我现在拥有的权利是因为那些领袖的斗争得来，她们才是我们需要聆听和学习的人。”
她指出：如今很多人被揭发了，虽然罪行是他们犯下的，但很多人堪称他们的同谋，很多人对罪行视而不见。“我们依然在歌颂电影人罗曼·波兰斯基，他是个定了罪的性侵小女孩的人，并且逃避法律判决，一个正义公理的逃犯。”虽然行业在批判韦恩斯坦，但“让我们开诚布公吧：这份名单依旧很长，而且依旧在为现状所保护。我们都有任务在身，我们不能扭头不见。”
佩吉说：“我拍过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这是我职业生涯最后悔的事情，我为做过此事感到羞耻。我当时还没有什么话语权，也不是如今的我，我当时觉得有压力，因为‘当然了，你怎么能拒绝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呢？’”但佩吉指出，这不是借口，“我想拍什么电影，最终来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而那次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犯了个恶劣的错误。”
“我想让这些男人不得不面对自己做出的行径，我想他们不再拥有权力，我想让他们坐下思考：如果没有了他们的律师、巨款、豪车、大批豪宅、他们的‘花花公子’的名声和范儿，他们到底是谁？
而我最想要的，是让这些能促进受害者们恢复，是让好莱坞觉醒过来，负起一些责任，搞清楚我们全都是这些事情中的一份子。”
佩吉指出：全世界针对女性的暴力还是猖獗，在美国，孕妇面对的最大危机之一是谋杀，跨性别的有色人种预期寿命仅35岁。暴力行为让她们痛苦不堪：心理健康问题、自杀、滥用药物、进食障碍……
最后佩吉写道：“我们在害怕说出什么？为什么这些我们不能说出来？女性，尤其那些最为边缘化的女性，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力。而有权有势的施虐者们想叫多响就能叫多响，想撒多少谎就撒多少，并且依旧在从这一切中获利。……这是一笔等了很久的账。”她呼吁：“别让这样的行为正常化，别以严重程度来比较多个错误或犯罪行为，别允许你自己对受害者的发声麻木，不要停止要求公民权利。对站出来反对虐待和其造成的创伤的每一个人，我都很感激。你们在打破沉默，你们就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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