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抓了贪官 却留下四大悬念

《人民的名义》日前终于播完了。

围绕着这部电视剧展开的议论，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对于大结局，则似乎是“顺”了几乎所有观众的心愿：贪渎者们，除公安厅长祁同伟饮枪自裁、丁义珍客死非洲之外，基本上都锒铛入狱。代表正义的一方几乎取得完胜，老检察长陈岩实靠在儿子病床上安详地离世，虽死犹荣；陈海“沉睡”了四个月后也终于“醒”来，似在应验其父亲“宁愿以自己的命换回儿子的命”的遗愿。

一场反腐风暴终于以正确而迅疾的方式光荣结束，昭示了“邪不压正”的古训。

然而，一部电视作品情节的“结束”，往往又是另一场故事的起点。我相信，周梅森并没有把故事讲完，或者，已经为接下来讲下一个故事进行了逻辑上的铺陈。

从电视剧的人物和情节安排上看，至少有四个方面只点了题，而并没有破题，给我们留下了悬念。

这四个悬念就是：一把手的权力到底能不能监督到位？是什么力量促使那么多优秀分子走向人格退化乃至堕落？显赫的干部家庭婚姻为什么没有普通老百姓家庭婚姻幸福？中小民营企业贷款难、受排挤的现象何时能改变？

这几个悬念，每一个都是大课题，一篇文字自然说不清，这里我只就最前面两个问题，说说观后的感受。

一把手的权力到底能不能被监督到位？

电视剧起码有三处提到了这个命题。第一处是，省纪委书记田国富找易学习谈话，谈到省委打算把他这位新晋的吕州市长调任京州市纪委书记，易学习不太情愿去与昔日的“战友”再做搭档，因为他知道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情急之中，他还“将”了田书记一军：谁来监督沙瑞金？

他“将”这一军的隐含意思是：你田国富作为省纪委书记，自身恐怕也是明白难以制约沙瑞金这个省委书记的，那么你让我如何去监督那个惯于独断专行的李达康呢？

沙瑞金

第二处是，易学习到任京州，跟李达康私下喝酒谈话。李达康坦率地说他并不欢迎昔日战友来做纪委书记，但上级既然决定了，他也欢迎，易学习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可见，两人重新搭档其实是勉强的，横在两人中间的“芥蒂”，无非就是：一个想监督但就怕监督不到位，一个知道必须被监督但就怕监督得自己放不开手脚。

李达康说到京州的一些外资企业一听到易学习到任，就一下子出走了好几个，易学习不服气，认为这不能怪他，GDP重要，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方向正确更重要，这时李达康发毛了：到底在京州你是市委书记还是我是市委书记?

其言下之意是：京州的老大是我，你不要动不动就整一些吓坏外资企业的“规矩”出来，导致“业绩”上不去，让我这个“老大”没法向上级交差！

第三处是，最后一集里田国富跟沙瑞金在省委大院篮球场边谈天，田书记感叹，一把手权力太大，纪委监督是很难的，他告诉沙书记，这楼里原来是网球场，只是因为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喜欢网球；现在改成了篮球场，也不是无缘无故。

沙书记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因为下面的人了解到，新任省委书记喜欢打篮球。看来，“汉大帮”虽然瓦解了，但产生权力迷恋和权力崇拜的基础并没有消失，这个基础不消除，谁又能保证不久的将来不会再出现一个沙家帮、李家帮呢？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权力迷恋和崇拜的基础到底是什么，能够消除吗？这是需要我们这些“人民”，也包括那些制度设计者去深刻思考的。是什么力量促使那么多优秀分子的人格退化乃至堕落？

《人民的名义》中，汉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是戏份最多、也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少数几个角色之一。

高育良

高育良曾是汉东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有崇高的理想和学术地位，在课堂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成为学生的偶像，所以说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法学理论和教学工作者，是一点也没有夸张的；即便后来从政，他也不是马上变质的，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为月牙湖上的美食城项目送了一幅价值不菲的名画给他，他也是坚拒不收。

只是后来涉及到权力、美色的不断诱惑，才使他一步一步走向当初理想的反面。编剧和演员对高育良这个亦正亦邪的复杂角色的塑造，可谓相当成功。随着情节的深入，他内心的挣扎也愈发激烈，最后的沉沦也合乎逻辑。

有两个镜头给人特别的印象：一是每遇事情不可逆转的时刻，高书记就在自家的院子里使劲地刨地，直刨得满头大汗，似乎想以此来“惩罚”自己对某些罪行的放纵；二是最后一集，他跟侯亮平之间的师生交锋，侯局长通过对高育良新妻高小凤接受高小琴赠送的别墅以及为儿子设立信托基金的事实，戳破了高育良自欺欺人的法律幻想后，对老师深深一鞠躬，似是对曾经敬爱的那个老师作最后告别。

高育良呢，他也反过来对学生深深鞠了一躬，也算是对自己曾经的理想、曾经的骄傲表达一种最后的敬意和欣慰之情。不得不说，这是颇为深刻和让人感慨的情节安排，其意涵，远不是那种简单的没有归途的绝望可比。

祁同伟

另一个人物祁同伟的命运更加具有戏剧性。作为汉大帮的“老学长”，祁同伟的才华和仪表都是出众的。大学在读期间，他就是颇为惹眼的学生，追求者众，由此也终于”幸运”地入了梁璐老师的法眼。即便此后历经磨难，包括被“发配”边远地区就业，祁同伟没有向命运低头，反而更加努力，拼命工作，在一次缉毒战斗上还身负重伤，幸得老乡相助而免于丧命。

祁同伟由此也成为闻名的缉毒英雄，加上有个权贵的岳丈和老师，仕途也平顺起来，一步一步得以往上提升。

然而，祁同伟由于出身的缘故，换取辉煌仕途的代价比官二代、富二代要大得多。比如，向比自己大十多岁的梁璐公开求婚，其代价就是放弃与陈阳的珍贵爱情，以及被下放边远地区、落到更低的奋斗起点上。

对此，骄傲的祁同伟心底是有过委屈和不服的，这位总是企图“胜天半子”的“凤凰男”只是把这些付出当作未来获得无尚荣耀的“成本”，所以，一旦机会来临，他就会加倍把成本收回来，包括财富、女人和权力，以致于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剧中接近最后的情节，走投无路的祁同伟最终回到曾经为他带来光荣的那个地方，并在那里喊出“你们谁也别想审判我”后饮弹自尽，他本可以一枪结束了其对手侯亮平的生命，但他终究没有下手，这既刻画了这个反派人物的顽冥不化，又隐隐折射出他人格中曾经大放异彩的英勇的一面。

剧中没有露面但似乎又无处不在的副国级领导人赵立春，在汉东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最初也是以敢想敢做著称的，为汉东的发展无疑也立下汗马功劳。只是后来权力大了，人格退化，私心膨胀，逐步走向了反面。

如果说，高育良、祁同伟、赵立春们是从人格退化最终走向人格堕落，那么剧中还有几位则是处于长期的人格退化中。

吴慧芬

典型的，如高育良的前妻吴慧芬，作为汉东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她应该是优秀的学者，从剧中的举止言行看，也应该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官太太。但是，搞历史研究的吴老师也许想不到，赵瑞龙们仅仅用一个“人格美容”过的高小凤，就把她的知性、优雅打了个落花流水，高育良抵挡不住年轻美女的诱惑，最终选择跟高小凤在香港结婚，而与吴老师悄悄离了婚。

离婚倒也罢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对曾经的夫妻居然还瞒着组织、瞒着外人，依然一起生活了五六年。这在搞政治的高书记那里犹可理解，毕竟，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搞上了一个小姑娘，再婚也不是光彩的事，瞒着组织虽是违规，从其老练的政治个性及特殊身份的角度，这种“瞒骗”是合乎逻辑的。

但吴慧芬的隐忍则是反常理的，一定要解释，那就只有以侯亮平最后对她说的那句“精致的利己主义”评价来做一个注脚。

吴老师自己也坦诚，她享受惯了官太太的荣耀，经受不起同事的嘲笑，为了不至于丢脸，失去那种前呼后拥的优越生活，她选择了隐忍和对高育良某些不堪思想和行为的包庇。吴慧芬老师在剧中并没有犯罪，但显然已经是一个人格退化、受损了的角色，人性中的某些杂质已经让她也变得不那么纯粹和学术了。

梁璐

人格退化还比较典型的，就是祁同伟的妻子梁璐。

这位“梁书记”的千金，在汉大做老师，本来也是带着光环来的，人人称羡，但就是因为遭到感情上的一次背叛，就想出一种儿戏似的“报复”男人的招数，引得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祁同伟公开向她下跪求婚。这种带有交换和游戏性质的婚姻，当然不会幸福，但这一对夫妻居然也能在互相冷落、不屑的情境中维系着名义上的婚姻关系。

梁璐老师的人格退化，不仅仅是自己的任性“招亲”，更在于她并不忌讳祁同伟是一个已经有恋人的男生，并不怜惜因她的任性而遭到抛弃的陈阳同学。好在陈阳并没有像梁老师那样因遭抛弃而心生怨怼，去下套“报复”其他的男人。

孙连成

那位懒政的区长孙连城也是人格退化得厉害。我们相信孙区长也是干出过成绩的，但由于仕途再没有了上升的空间，孙区长长期占着位置不干事，只醉心于夜晚在自家阳台上看星星，最终落得个被解职的命运。

电视剧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许多优秀分子的这种人格退化。但权力、利益、荣誉的诱惑，以及对这种社会和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性，没有疑问是重要的诱因。

电视剧总是电视剧，观众由此联想到周遭的真实生活，才赋予电视剧以深刻的社会意义。

中国经济转型三十多年，已经日渐显出成效，令世人瞩目，但社会转型、政治转型依然不够深入，社会阶层流动的问题、权力制约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官员、学者、优秀分子的人格退化现象普遍存在，像吴老师、梁老师那样为了满足一点虚荣，或隐忍，或任性胡为，到头来把自己套进生活的死水深潭者，大有人在。

像孙连城这样的角色，在剧中看似戏份不重，但他所代表的官场现象，恰恰是目前反腐过程中一种相当严重的负面反馈，它正消解着反腐成果中的很大一部分。

可以说，权力制约不解决，人格退化、堕落不遏制，懒政不治，中国改革依然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