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多伦多受访谈评委经历 心疼中国导演

　　多伦多国王大街上的Bell Lightbox大楼是多伦多电影的核心区域，也是电影节最繁忙的一个地方。当地时间15日下午，作为本届多伦多电影节“站台”单元评委的章子怡接受了腾讯娱乐的专访。

　　短暂的等候之后，章子怡走进了大楼5层采访所在的会议室。她摘下墨镜，和在场的诸位打招呼，身穿的白色丝绸上衣垂坠感十足，盘起的头发和短裙加球鞋的利落打扮，更让她显得活力十足。

　　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她每天平均要看两部电影：“这回当评审压力不是特别大。评审多了一份责任。如果是观众，看到不喜欢的电影，不喜欢看离开就好了。不过当评审一定要从头看到尾。有些挺折磨人的时候，不是每部电影都那么让人享受。看到好的电影，你会有特别强烈的感受。遇到不好看的电影，也得看完。”

　　章子怡过去曾经三次担任过戛纳电影节的评委，分别是“一种注目”单元、“电影基石”短片单元以及主竞赛单元。相比过去的经历，多伦多影展的不同氛围让这次经历轻松了不少。

　　“在戛纳主竞赛单元当评委，压力很大， 而且那么多评审都在，那时候就更想听听别人的看法。我很幸运，我那么年轻就能够被赏识作为评委。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够到评价电影好坏的地步。”

　　“这一次更放松一些。而且参赛片也只有12部。我更想不同的观众是怎么看一部电影的，会有哪些共鸣产生。我觉得那就是电影的快乐。三个评审合作起来也相对容易。”她说。

　　另外两位评审都是著名导演。一位是执导过《碟中谍》、《疤面煞星》、《黑色大丽花》等的美国导演布莱恩·德·帕尔玛。另一位是欧洲电影节的常客，执导过《旱季》的乍得导演马哈曼特·萨雷·哈隆。德·帕尔玛一度希望章子怡与自己合作，不过因为剧本的原因，章子怡并没有接受邀请。

　　据她透露，整个评审过程并没有太多分歧，只有关于一部影片的结果，三位评审间稍微有一点争吵。

　　不过这次评审经历，给予章子怡最大的触动，则是在于中国电影的大环境以及自己内心的创作冲动。

　　“其中有两部电影让我感触特别深。一部花了600万人民币，一部只花了25万美金。可是拍出来的完整性特别好。我和评审同事也说，现在中国电影环境好，有热钱，但是不利于中国电影的因素也有很多。像这次参赛的12部电影里，可能有10部中国拍不了。我挺心疼中国的导演的。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我相信我们有题材，导演有才华，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涉及得那么深入。”

　　“这次的经历，让我很有冲动做导演。”说完之后，她又补充解释说，自己暂时没有当导演的打算。“导演是一个很大的责任，还是让我想明白了再说吧。”

　　这回的评审之旅，和之前的另一处不同，也许是根本性的不同——章子怡带着自己的女儿醒醒一同来到了多伦多。

　　“小宝宝在这儿，我也挺high的。”说着，她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在每天看片的间隙，章子怡也会回到女儿身边，给她喂奶哄睡觉之后再接着出发看片。这种踏实的感觉，是她在评审工作期间的一种支持。

　　“这次的好多电影都是和父母以及子女间的关系有关的。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培养孩子真的太难了。不过我现在还是很享受和孩子成长的时光。拍戏的时候，就算再累，第二天一早她有游泳课，我也会7点早起送她去上课，就算没有时间睡觉。做母亲呢，这是天经地义的。”

　　多伦多电影节的邀请也相对“突然”，让本来打算回国的章子怡特地给汪峰打电话请假：“我要离开美国前10天才知道。现在有家庭了，有工作了就要给老公打电话。汪峰也非常理解。不过，他还开玩笑说我‘剥夺了他看女儿的权利。’我说那你也可以来呀，不过其实他也做评委，没法来。’

　　谈到自己的新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她回忆起自己的拍摄经历和角色，感慨了一下说：“还好当时没有醒醒。”她说，自己每次选的角色都是让她能‘扒一层皮的’，表演起来让她‘心累’。

　　可能是在角色塑造时的付出太多，她在之后的言语中，透露出了一点担忧：“对于我来说，很戏剧化的角色会让我很过瘾。我现在觉得，当演员很被动。在塑造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体力、精力生命力都给了它。可是，有些电影出来，和你的……想象不太一样。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都陆陆续续去当导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