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急速裁员: 郭振玺被查致大批人遭殃

　　自称央视员工的匿名者日前爆料称，央视正在解聘一批项目制试点员工，“必须签字”。央视用人历来分为三六九等，“项目制”为最差的一级。央视财经频道原总监郭振玺曾通过各种办法为项目制员工争取了不少收入，“现在他一被带走，检查组一查账，这批人就遭殃了”。

　　“我们身在其中的任何人都是过客，这是一艘太大的船，掉头不易。”这是白岩松在四年前写的一句话，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观众与时代。”

　　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复兴路11号，那栋浅蓝色的火柴盒式的建筑依然如常。

　　可是，夏天刚刚过去，置身其中的央视就提前进入了“冬天”：“集体降薪30%”、“已有20余名员工被带走”(其中不乏郭振玺、芮成钢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等坏消息不绝于耳。

　　“在我心中，CCTV是个那么复杂的混合体，那么多的精华与那么多糟粕，那么多杰出之士与那么多混世之徒，那么强烈的创新意识与那么陈旧的传播方式，那么强势的媒体与那么卑微的个体……”目睹央视正在经历的风暴，前员工刘洪对《中国企业家》感慨道。

　　新媒体颠覆、反腐震荡，央视究竟何去何从?8月，央视体育频道名嘴刘建宏在这个节骨眼上的出走，更坚定了人们对这个平台衰落的判断—在新媒体和靠“娱乐至死”上位的地方卫视面前，曾经的“创新发动机”，老了。

　　这并不是央视第一次遭遇此困境。确切地说，自2003年开始，央视几经改革，试图找出平衡“体制”和“商业”，“喉舌”和“收视率”之间的道路，却在纠结和摇摆中失去了它的黄金时代。

　　央视这一轮风暴，对其内部和外部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冲击?《中国企业家》试图通过体制中不同人的命运和选择，去透视央视这头“大象”是否能重新起舞。

　　“又一次”风暴

　　8月21日，记者接到自称为央视员工的匿名爆料称，“央视正在清理一批员工，将原来签到中视汇才的项目制试点员工解聘，并称这两天内必须签字。”

　　次日，本刊记者赶往签字现场—梅地亚中心某会议室。原本这是每年央视各个栏目进行“招标”的地方，现在却被用于“解聘”。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沓“解除劳动合同意向书”，现场签字的员工对《中国企业家》确认，央视各个频道“项目制”试点聘用的员工临时接到通知到这里签字解约，后续是否有赔偿安排尚不清楚。而《中国企业家》随后向央视人事办公室、中视汇才求证，双方均表示“没听说此事。”

　　多年来，央视用人被分为“三六九等”，“正式职工”和“台聘”是食物链的最高级，福利和待遇最好，但这些年来能获得此身份的人寥寥;第三层级是“企聘”员工，通过央视旗下的子公司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中视汇才”)建立了劳务派遣制度，虽然前些年待遇不如“正式职工”和“台聘”，但在2009年改革后，待遇已跟正式员工一样; “项目制”则是待遇最差的一级，直接跟中央电视台各栏目签约，不仅没有占大头的“增收节支”和“年终奖”，甚至连食堂的饭卡和进门的门卡都没有，属于相当不规范的用人方式。但是由于栏目需要，这部分员工不仅长期以“项目制”形式存在，而且数目日渐庞大。

　　这一次的“集体清理”行动，是中纪委进驻央视反腐的阶段性标志。据了解，除了“带走”一大批央视员工之外，下一阶段的央视反腐重点是审查央视的财务和用人情况。“集体清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爆料人称，这批被“解聘”的人一开始是以“项目试点制”的身份招进来，跟“中视汇才”公司签约，但承诺是跟企聘员工待遇一样，未来有可能转成企聘，不过，这么多年来这些人的身份却一直没有官方说法，直到这一次面对检查组的“突击”，央视紧急将这批人从“中视汇才”派遣回各频道下的项目，转成“项目制”签约，实际上就相当于“变相解雇”。“这中间不少人，在央视是付出了七八年的心血，一朝被清理出去，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愤怒。”该匿名人士表示。

　　这其实是央视积累多年的顽疾。 “我可以很明确地说，央视在财务上面按照规范的方法来审计，肯定能查出问题。但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其实是它畸形的用人机制。行政和市场交织进去后，它必须有这种怪异的账才能够维护。”一名接近央视的广电行业人士表示。

　　他举例说，一个央视的记者，来自于工资体系外的“增收节支奖”占据他收入的至少五成以上，而这部分收入是最不规范的，一旦面临变化，这部分收入将可能锐减。另外一种饱受争议的制度，是央视的“发票报销制”，项目制聘用的员工大半部分收入来自于此，“一个员工要通过绞尽脑汁才能拿到比较到位的收入，而这本来就是他们应得。”上述广电人士感叹。

　　“我们基本上是干活最多、拿钱最少的一群人。”在签字现场，一名前来签协议的员工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据了解，这次通知从中视汇才转成项目制的员工遍及央视各个频道，而受影响最大的是财经频道。“郭振玺在的时候，通过各种办法为这些项目制员工争取了不少收入，所以这么多年还算相安无事。现在他一被带走，检查组一查账，这批人就遭殃了。”上述爆料人说。

　　这也许意味着，央视创新的动力在一段时期内会被大大削弱。资深栏目制片人江雪对《中国企业家》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人心惶惶。你说郭振玺被带走了，那频道副总监或者跟他关系好的制片人会不会害怕?其他频道的中层们会不会害怕?现在大家的心态就是求稳，能不出事就行，但不求出彩。”

　　跟央视合作出品了《出彩中国人》、《舞出我人生》的一名灿星传媒员工对《中国企业家》讲述了央视“出事”后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台里最近一个研究部门来灿星考察，以前做前期沟通时主要讨论具体的议程设置问题，而现在对方关心的重点是，“能否帮我们找一个便宜的地方住?住宿标准千万别超过350块。”

　　“这让我感觉到央视的这一轮整顿，会在各个环节具体细节上有所体现。”该员工表示，下面员工做事的积极性短期内肯定会受影响。

　　“其实央视也不是没有主动求变，这两年它的思路逐渐变成打开市场，开门办央视，其实它可能不是一种完全主动的意愿，但必须要这样做。”灿星传媒研发总监徐帆表示，因为它面临的观众结构老化、观众总数减少，以及节目影响力的衰弱，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改变的临界点。

　　“渐进式”求变

　　央视并非没有现象级节目。《舌尖上的中国》算是其中一例。以极小的成本投入，获得了“万人空巷”级别的口碑，以及巨大的商业价值回报，但就在最近，《舌尖》系列的掌门人、央视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却“被带走”。

　　此前本刊采访《舌尖》系列的总制片人陈晓卿(微博)时，他曾透露《舌尖2》的商业回报比第一部涨了“20倍”，收入也早就“好几亿了”。但这样一个节目，陈晓卿居然不想做第三部，他比以前更烦了，“每天在压力中度过”。

　　在徐帆看来这“匪夷所思”：这么低的投入成本，这么高的市场回报，换做市场化的制作公司会欣喜若狂，像开发《好声音》系列一样把市场价值“吃干榨尽”为止。然而，“这个项目居然是在对个人的激励几乎完全没有的情况下，获得了这么大的回报，就说明央视的创作能力和它的平台价值还是巨大的。”

　　体制没有给个人赋予太多的激励，反而是很多负面的压力，导致央视虽空有强大平台和资源，但创新成果寥寥。“央视十年来，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改革。”江雪对《中国企业家》表示。回报不平等就会导致腐败，“他(郭振玺)有这么强的能力，正常管道回报不了，他主动或者被动都会从其他管道回报的。”江雪认为，被带走的都是“强人”，而不是碌碌无为之辈，例如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和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激励机制的落后，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徐帆也表示，其实有大量的业务精英在央视，但由于激励机制不够，包括有很多体制内的官僚政治，他们可能只发挥到百分之一二十的能量。如果体制和激励机制稍加改变，这批人将会成为央视重回巅峰的中坚力量。

　　早在外界感知到央视的“黄昏”之前，这头“老态龙钟”的大象也尝试用自己的脚步转身，只不过这些微小的风浪，并不能击破常年累积的冰山。

　　“我拒绝被体制化”

　　在央视，还有一些人，与留下来继续“坚守”的人不同，选择了一条更为彻底和大胆的路。

　　东四环红领巾桥南的花草虫鱼市场的一个偏僻角落里，不起眼的“乐视”两个字提醒着人们这里还有一家互联网公司。跟“大裤衩”位于CBD的办公环境截然不同，这里充斥着各种科目的民营医院—最近宣布从央视“逃离”的刘建宏就在这样一个新办公地址工作，他的身份是乐视体育的首席内容官。

　　刚刚加盟乐视不到一个星期的刘建宏看起来很兴奋，他见到记者时刚开完长达两个小时的工作会议，此时已是晚上七点。“我每天接受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几十倍。”他指了指自己的头，“这里都快爆炸了。”

　　但显而易见，他享受自己的新身份。上个礼拜，刘建宏刚刚跟《足球之夜》的团队吃了散伙饭，而他担任《足球之夜》制片人已经18年。“我一点都没有哭。”散伙之夜，刘建宏没有一点伤感，取而代之的是进入人生下半场“马拉松”的兴奋。

　　“最吸引我的是新媒体。”刘建宏一边说，一边打开了位于办公室的乐视TV，让记者看一场中超球赛。跟传统的电视屏幕不同，播出球赛节目的同时，屏幕上跑过各种字体和颜色的“吐槽”，“这就是传说中的弹幕。”他说，自己正在努力用“弹幕”的方式跟解说员互动，而这可能是未来观看球赛的一种新趋势。

　　当然，这肯定不是他离开央视的唯一原因。18年前，他从石家庄电视台离职，但并不顺利，他当面怒斥挽留自己的人：“我为什么走?我就是不愿意跟你们这帮男盗女娼的孙子混在一起!”18年后，他从央视离开，坐在乐视体育的新办公室里，他对记者念起了一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制化就是僵化，我希望我们拒绝按照某种模式生活。”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拒绝被体制化》，正是他写于9年前的2005年。

　　在刘建宏看来，传统媒体这几年最大的问题，是 “缺乏真正的危机感”。2005年的时候，刘建宏就已经被接纳为“体制内”了，在央视他享有正式的事业编制，但他对自己体制内的身份却极为陌生。直到有一次去医院看病，他发现周围的人都有医保卡，而他没有。结果问了半天，最后才知道他是根本不需要卡的，“你是公费医疗，看了病交完钱开发票，你就报销了。” 他这才恍然大悟，“这就是体制内啊。”

　　刘建宏说，自己早就知道互联网的大潮不可阻挡。而现在，只有资本和商业化的方式，才是资源配置的最合理的方式。

　　“如果把央视视为一个市场化的公司，或者至少它的节目能进行市场化竟争的话，其实他需要做的是找一个合适的商业模式。”徐帆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一个案例是星空传媒，在黎瑞刚购买之前它亏损了多年，而黎瑞刚正是通过了资本运作的方式，将一个弱势的平台跟市场化对接，最终激发出最根本的创造力。从一个账面上亏损的公司，短短几年时间，变成了估值超过21亿的一流制作平台，靠的正是黎瑞刚对于传媒体制政策的深刻理解和大胆想象。

　　“也许未来传媒体制的混合所有制会出现，那么BAT入股央视也不无可能。”着名传媒学者喻国明认为阻碍未来传媒产业改革的障碍，正是产权界限的过于清晰。而最近习近平关于“建立几家有强大公信力的新型媒体集团”的谈话，有可能为已跌入谷底的央视注入一阵兴奋剂。

　　在风暴眼中的央视将向何处去?“我们身在其中的任何人都是过客，这是一艘太大的船，掉头不易。”这是白岩松在四年前写就的一句话，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观众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