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成钢其人:假如拥有的一切突然消失了

　　2014年7月11日（周五）晚8点30分，央视《经济信息联播》节目开播，主持只剩谢颖颖一人，常设的另一个主播位空置，连话筒都没有拿下。

　　芮成钢缺席了。据媒体报道，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芮成钢和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及一名制片人已于前天下午被检方带走。

　　自由游走在中英文之间的芮成钢，一直以来站立在公众关注的焦点上。他被称为“这个国家最富代表性的年轻精英之一”。因为敢说敢讲，芮成钢常常陷入极具争议的事件。

　　2012年，芮成钢的《虚实之间》在京首发。作为央视极具国际风格的年轻主播，以及一位采访过数百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商学界领袖的媒体人，芮成钢在书中与读者分享了他在13年职业生涯中的经历与感悟。当被问及书名究竟何所指，芮成钢说：“在我看来，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国家，他的生命都在‘虚’与‘实’之间摇摆往复。”

　　芮成钢在书中谈到，人生悖论之一是“越有钱越焦虑”。芮成钢说，“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们用钱买不到快乐。飞机、游艇、豪车、别墅、雪茄……不过如此”。

　　“有人问我，假如今天拥有的一切突然都消失了，失业、拮据、居无定所，是否还有心思在这里大谈‘纸枷锁’。”芮成钢在《虚实之间》中写道，“按照西方习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敲敲桌子，否则那些‘假如’就会变成真的。我当然不希望它真的发生，但即使发生了，大概天也塌不下来。”

　　观察者网摘录了芮成钢《虚实之间》一书中部分章节，以供读者了解芮成钢其人其事。

芮成钢《虚实之间》

　　“给美国人做干爹”

　　几年前，我在“美中杰出青年论坛”(YLF)上结识了一位拥有中校军衔的年轻人Paul。在加州别后不久，他就来到北京，成为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名武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韩磊”。他主动打来电话，说他一打开电视就看见了我，这就算在北京接上头了。

　　要是在冷战时期，美国驻华武官基本上就是“间谍”的代名词，所以我一直对“韩磊中校”怀有一丝提防。有一年我过生日，他骑着摩托车来看我，送给我一瓶好酒，还有一件特殊的礼物——他参军第一天从部队领到的军刀，尽管历经时日却光亮如新。这把刀对于一名军人，有着很重要的纪念意义，但是Paul却毫不含煳地送给了我，哥们儿情谊天地可鉴。

　　出于党员的政治觉悟，我虽然激动地收下了礼物，却总是不放心，晚上一个人在家找出放大镜、镊子和钩子，在灯下掏了半天，唯恐这刀子里装了窃听器。结果当然什么也没有，我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拿我当兄弟，我怀疑人家想统战我。而且我显然高估了自己，一个媒体人，别人能希图我传递什么特殊情报呢？

　　这件事之后，我和Paul往来频繁起来。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极不统一，各自站在祖国的立场上，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彼此畅所欲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中国、我对美国，又多了很多真实的了解。

　　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多，他调回美国，成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在五角大楼上班。此后不久去了白宫，做时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做时任国务卿赖斯的行政助理。再后来，他在白宫多了一重身份——中国事务主任。听上去级别不算太高，却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核心官员之一，直接对总统负责。小布什每天早上看到的有关全球重要安全问题的文件，都是Paul负责起草。总统出行，他也坐在“空军一号”上陪同，参与各种会见与谈判。Paul的妻子则是时任副总统切尼的秘书。

　　Paul的中文说得很好，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我只是其中之一。小布什在任8年间，虽然背了不少骂名，但从中国政府、民间的角度看，他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做法相对更加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就和中国渊源很深，同时外交部作出了很多努力，很多中国官员也与布什家族有着良好的私人友谊。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身边有像Paul这样的“中国通”，可能只是轻描淡写几句话，就会对决策者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小布什卸任后，Paul和妻子又回到中国，当上了清华卡耐基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们夫妇俩在白宫工作的时候，忙得没空生孩子，到中国以后才有了他们的儿子韩拓（Thomas）。我还当上了韩拓的干爹，在英文里对应的词是“God Father”，再翻译成中文就成了神秘兮兮的“教父”。

　　当今世界上与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国家，除了美国，就是日本。我认识日本历史上第一对夫妇众议院议员（日本众议院议员比参议院议员重要）。当他们还在野的时候，带着母亲和儿子到北京来，我请他们一家三代吃烤鸭，席间氛围十分融洽。我对他们谈起我心目中的日本，他们非常惊讶，原以为这一代中国年轻人都是愤青，没想到他们已经学会理智地看待历史。中日之间最大的误读，就在于中国人认为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军国主义者，日本人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

　　那天我们聊得高兴，一口气吃了三只烤鸭。他们回国后不久，夫妻俩就当上了大臣，夫人还成了时任总理安倍晋三的唯一的女性内阁成员。当我再去日本的时候，她告诉我，曾有一些时任台湾领导人陈水扁的手下去她的办公室，意图挑拨大陆与日本的关系，说大陆年轻人极度反日，对日本充满敌意。她立刻回应说，我在北京有朋友，我刚去过北京，大陆和大陆的年轻人不像你们说的那样。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每次我与他见面，也会聊一些生活中的话题。我曾经告诉他在东京有一家餐馆，寿司味道极好，老板跟他是同姓，叫福田笃。他很惊讶我这个中国人居然能给他当美食向导，仿佛还很知根知底。后来他真的去了这家只能容纳十几位客人、老板亲自兼任厨师的小餐馆，果然对寿司的味道赞不绝口，还高兴地在餐厅里给我打来电话问候。

　　其实媒体外交和民间外交，都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有句诗叫“高处不胜寒”，真正做到了很高级别的领导人，能够走近他的人很少，他能够接触到的信息也就十分有限。媒体报道的消息，又往往会有一些煽动性的文字。这时候私人友谊甚至情感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良性影响，会通过他放大、延伸到他所处的环境，又继续影响这个环境里的其他人。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把我们对他人的善意不断向外辐射，就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善意，国与国的“共识”，正是在这样一波接一波善意的辐射中逐渐产生。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也酸了一把），不经意间，说不定就改变了历史。

　　“领导也是人”

　　前IMF总裁卡恩下台，很多人相信这是场由美国一手策划的“坑爹”阴谋。但我认为没有阴谋。“水门事件”距今已很遥远，大概只有好莱坞电影还会以它为蓝本编故事。在今天这样的互联网时代，西方媒体独立公开，社会高度透明，无论奥巴马还是萨科齐，都不可能为了逞一时之快而为长远的政治生涯埋下定时炸弹。玩点儿阴的，敢吗？不敢！总有一天会见光，政治家很会算这笔账，谁都害怕身败名裂、晚节不保。

　　我个人对卡恩的评价是才华横溢，既懂经济又懂政治，是个锐意改革的领导者。他的致命弱点在于好色，永远过不了美人关。甚至有人认为卡恩是一个性瘾患者，和老虎伍兹的症状一样，对女人的痴迷陷入了病态。但是这种病人通常不认为自己有病，反倒将此看做男性能力的证明，似乎玩弄的女人越多，越具有所谓Alpha Male的头狼气质。

　　欧洲人对“作风问题”较比宽容，政治领袖中不乏公开承认同性恋身份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去世后，情人竟与太太站在一起为他送葬。但美国人的态度迥然不同，沉迷女色的政治家不可容忍。

　　中国人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卡恩栽在女人身上也是迟早的事，而且这次栽得格外惨烈。“性骚扰”传出去已经相当难堪，偏偏又赶上总统大选，赔上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有一句英文谚语：Shit hits the fan（一泡屎打中了电风扇……请暂停一秒，想象一下那将是何种场面）——本来很糟糕，结果更糟糕——似乎正是卡恩事件的生动写照。

　　62岁的施瓦辛格和55岁的太太终于分手，25年婚姻，三个孩子。想当年一个是共和党动作巨星，一个是民主党肯尼迪家族的骄傲公主，好一段佳话，在完成了州长的任期后终于落幕。

　　施瓦辛格在任期间，公众形象近乎完美，所以当他那位虎背熊腰的情人曝光时人们大跌眼镜。惊讶吗？可又有谁真正理解所谓名人的寂寞？

　　这件“丑闻”曝光之前我专访过他，和印象中英俊威猛的“终结者”大不一样，他已经年过花甲，颇显龙钟老态，当然思维依然敏锐清晰，且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若不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非本国境内出生的人不能参与总统竞选，我真的相信美国总统才是这个奥地利硬汉的终极目标。

　　我对施瓦辛格的评价是——一个“美国梦”的成功践行者。在面对面的交谈中，我能感觉到施瓦辛格是一个严格自律、追求完美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力求政治上完全正确，逻辑上滴水不漏。他说，一个人不仅要努力成为第一名，而且要把第二名远远甩在身后，这样才能真正地脱颖而出。他一度包揽下所有的世界级健美冠军，包括五次“宇宙先生”，一次“世界先生”，六次“奥林匹亚先生”，令他人望而却步。为了给后来者留一些机会，他才退出健美界，其后又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影坛传奇。

　　在采访中，我也觉察出他似乎有心事，现在想来，应该与私生活的困扰有关。如果当初没有与肯尼迪家族联姻，施瓦辛格就无法跻身美国主流社会。“成功”的人生当然也要付出代价。但凡是个名人要人伟人，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专机、红毯、鲜花。好是很好，但也寂寞，外面的人难以接近，身边信得过的人不多。他们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但是从来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双手插兜在街上闲逛，或者找家小饭馆尝尝民间美味，日程都是以分钟计算，干什么不干什么都有明确要求。

　　人们都以为名人的选择很多，事实上我见过的大多数名人，通常在生活中没的选择。对施兄来说，环球美女如云，可他又敢和谁接触？别说交朋友，就算多看谁一眼，拍了谁一下，第二天都是报纸上的新闻标题，引来口水无数。这种时候，胆大敢冲、又冲得进去的，往往轻易得手。硬汉也有寂寞脆弱的时候，恰好家里有个朝夕相处的女同胞，不管长相如何，至少对他很好，这就很容易犯错误了。而且再不好看的女同胞，在家天天看也看惯了。

　　不只施瓦辛格，国内很多高官落马，为的都是一两个旁人看来并不出众的女人。旁观者替他不值，当事人却是情非得已。

　　高处不胜寒，放之四海而皆准。

　　“那次提问，并非失礼”

　　第二次与奥巴马对话，是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奥巴马照例要在峰会期间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全球直播。

　　这次看到他，与在伦敦时的感觉很不一样。他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状态也略显疲惫，不再有那种“首席明星”的意气风发，他的亮相也没能再度引来掌声。上任近两年来，他与工商界的对立在美国国内产生争议，名声毁誉参半，面对全世界记者的心气儿也大不相同。

　　在G20伦敦峰会上，他回答完美国媒体的提问后，还主动要求与外国媒体互动。那大概是他第一次有机会面对全世界2000多家媒体，充分显示自己的明星风彩很有必要。但在其后的G20匹兹堡、多伦多峰会中，他不再给外国记者提问的机会，而是从兜里掏出一张美国记者名单，互动完就走人，反正能不能坐稳总统位置只取决于本国民众的支持率，没必要在别国媒体身上浪费时间。

芮成钢向奥巴马提问

　　所以在首尔，我并不认为奥巴马会请外国记者提问，现场情形看上去也的确如此。奥巴马和此前两次峰会一样，点了几个白宫记者中的熟人提问，就准备离开。但是将走未走之时，临时改了主意，决定留给东道主韩国的记者一个提问机会。他说：

　　“由于你们的出色工作，我觉得有必要请韩国的记者提个问题。有人提问吗？那位先生，他举手了。他是唯一一位让我看到的。开始吧。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位翻译，如果你用韩语提问的话，事实上我的确需要一位翻译。”

　　当然，他看到的“那位先生”就是我。当他问“有人提问吗”的时候，可能是机会来得比较突然，现场一片寂静。这种时候哪怕1秒钟的冷场都让人格外尴尬，更何况无人举手的局面持续了大约5秒。我是做主持人出身，救场是我的天职，我也曾经在大学演讲，知道冷场的滋味儿，对台上的奥巴马深表同情，下意识地想替他解围,于是我就举起了手。

　　其实我并没有刻意想提问，但我知道只要我举手，至少第二天的报纸不会出现“奥巴马记者会遭冷场”这样的标题了。我一边站起来举手，一边用余光扫身边那些韩国记者，我想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举手，我就坐下来。遗憾的是举手的依然只有我一个人。

　　奥巴马看到有人举手，如释重负，欣然示意我可以提问。我首先向他解释，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哥们儿是中国人此言一出，场上笑声一片。

　　奥巴马对此并无异议，他说：“很高兴见到你。”

　　随后我说：“但我也是亚洲的一员。”

　　总统的回答是：“当然可以。”

　　我继续说：“亚洲人都是一家人。”

　　此时奥巴马不再顺着我说，“你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但是……公平起见，这个提问机会要留给韩国，所以……你……”

芮成钢“代表亚洲”向奥巴马提问

　　说这话时他有点儿结巴，可能是既不想得罪韩国记者，又不好驳我的面子。这时我转过身看，韩国记者依然没人举手。

　　在这种场合下提问难度的确很大。首先它是全球直播，你的每一个细节表现都会被全世界看到，职业记者此时冒着很大的风险履行职责，弄不好就会贻笑大方。其次，要想提好这个问题，需要三个先决条件。其一是语言，英文足够好，能够流畅地表达。其二是心理素质，受过直播训练，敢于直播时在2000多家媒体面前发言。其三是经验，你必须听懂奥巴马在10分钟演讲里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此前进行的所有问答，并且了解其背景，否则你问的恰好是别人说过的，显得很傻。这几个先决条件，就已经筛掉了大部分事先全无准备的韩国记者，更何况你还得组织一个靠谱的问题，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显得很没水平。

　　这时候有人用英文喊：“我是美国人，但我在韩国工作，算不算韩国记者？”此人长得金发碧眼，还不如我像韩国人，显然不能算，不过好歹也算给了奥巴马一个台阶，缓解了气氛。

　　我看奥巴马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便转向韩国记者说：“如果韩国朋友允许我代表他们提一个问题呢？好不好？”

　　总统仍然不愿轻易让步，“那要看韩国记者是否有问题问，没有，没有人发言吗？”

　　依然一片寂静，没人举手或表态，令总统情何以堪。他说：“这好像比我预期的复杂。”台下又是一片笑声。

　　我继续给他台阶下：“请回答来自亚洲人的一个问题，奥巴马总统。”

　　他点头默许，笑容不太自然，“好，那就请问吧。我只是想确保韩国记者有提问的机会。”

　　这段不足一分钟的小插曲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成为当年点击率最高的视频之一。

　　那天的真实情况是，当我和总统一来一往对话时，众韩国记者坐在底下偷偷窃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而且总算有人替他们解了围。我后来问了韩国朋友，这件事有没有被韩国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他说只是一些很客观的报道，没人觉得不妥，但也没人特意表扬你，大概怕说多了反伤自己的面子。

　　我还用google在英文语境中搜索了一下，大概只有两三条关于此事的评论，在浩瀚的信息世界里，这点反响显然微不足道。一个美国记者跟我说：“成钢，这事儿在美国算不上新闻，但是在中国成了新闻，对我们来说倒是挺新鲜的。”

　　“人生悖论：越有钱越焦虑”

　　每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都背负着一堆“纸枷锁”。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谈到生为男人的使命。男人首先要是一个开拓者，冒险家，充满胆识和魄力。第二是士兵，很强壮的人，像施瓦辛格这样，保护弱者，主持公道。第三是技术专家，小到换灯泡、修保险丝，大到装电脑，修汽车，卷起袖子就能干。第四是提供面包的人，能挣钱养家。最后还得是上帝，救赎者，帮助他人脱离苦海。

　　这些纸枷锁其实一挣就开，但是一辈子都不敢挣开，因为后果太严重。我们的另一半——女同胞，会因此说你不是男人，让你觉得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不过女同胞也有纸枷锁。从小玩着芭比娃娃长大，要求自己胸多大，臀多宽，腰多细，如果不符合标准，照镜子就不能悦纳自己。

　　和外国人相比，中国人的枷锁又尤其多。人生在世，这些枷锁很难挣脱，但是活到一定年龄之后，就要想办法把它们尽可能地卸掉，否则永远得不到自由。

　　在我认识的人中，纸枷锁相对少的人不多，张朝阳是其中一个。他曾是我爸爸的忠实读者，非常喜欢他30年前的作品《新来的小石柱》，留学美国时还常用“小石柱”的经历激励自己。我和他成为朋友大概也有这层原因。他从小喜欢挑战现有制度，用他自己的话讲，叫“浑不吝”。在卡拉OK，我们唱歌，他在一旁跳着自创的舞，极其投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高兴就行。

　　朝阳活在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中，也可以说是“为当下的兴趣而活”，这一个小时不知道下一个小时要做什么。如果我们偶然遇见，聊得高兴，他就会一直聊下去，其后的安排都依次顺延。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他不是这么“成功”，还能如此随性吗？也许不能。不过换个角度看，究竟是因为成功才随性，还是因为随性才成功，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北京，我的一些财务上很富有的朋友，希望跟我一起去纽约，看看那里的“成功人士”如何生活。

　　尚未成行，我先给他们讲起美国富商格兰的故事。他曾请我去他家度周末，那是位于纽约郊区的一座从洛克•菲勒后人手中买下的庄园，有山川、湖泊、网球场，养着马、百年老龟和大块头的火鸡，一派宁静素朴的田园牧歌。他为客人准备的独栋别墅温馨而舒适，古老的木头房子，屋外有大片绿地和游泳池，空气里弥漫着青草香。他们追求自然，注重环保。不穿PRADA，也不戴劳力士。兴致好的时候，他们会买几头牛，从阿根廷运过来，让它们在庄园里闲散地走一走，然后打电话呼朋引伴，“我们家的牛到了！”大家都来欣赏这道“移动的风景”。

　　可惜我所接触到的大部分新富起来的中国人，都还停留在对奢侈品顶礼膜拜的阶段，豪宅豪车，一掷万金。财富为他们带来了体面，同时套上了枷锁。我有一位老大哥是很有钱的商人，长期焦虑失眠，看见床就恐惧，后来只好去印度一家瑜伽学院学睡觉。为他送行时我还开玩笑说，如果你开悟了，决定留在那里不回来，别忘了把你的红木家具分我几件。英文中用“婴儿般的睡眠”形容一个人睡得香，折腾了半生事业，反而还不如婴儿时期睡得好，这是人生的悖论。

　　年轻姑娘们也早早给自己套上了枷锁，目标是嫁给有钱人。譬如港台地区那些“德艺双馨的女艺术家”，不嫁入豪门便没法向公众交代，更没法向自己交代。实在进不了豪门，就嫁给外国人。对外国人的评价要纳入另一套体系——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处级干部还是科级干部，住的是别墅还是公寓，做的是上市公司还是小本买卖——好像都不那么重要，因此不失为一条很体面的退路。

　　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们用钱买不到快乐。飞机、游艇、豪车、别墅、雪茄……不过如此。有一个经济学术语叫做“边际效应”，通俗地解释，就是吃第一块红烧肉感觉特别香，第二块、第三块“还行”，吃到第五块就腻了。物质带给人的边际效应是极其有限的，快感迅速递减，相当靠不住。层次越高，能够实现的满足感越小。今天开拖拉机，明天开宝马，感觉太好了！连开一个月就审美疲劳，最后只有开飞机了，但是开多了也就那么回事。

　　“名气这玩意儿不是真的”

　　爱尔兰籍诗人王尔德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无论有钱还是没钱，只要你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财富上，就永远丢不开烦恼。道理很简单，如一友人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完全不考虑钱，大多数人还是要量入为出的。”我在纽约遇见两个有钱人在我旁边聊天，其中一个买了一艘非常拉风的豪华游艇，但是维护成本太高，他承担不起，于是游说另一个人和他共同享有这艘游艇，维护费各自负担一半。另一个人则表示非常犹豫，不能立刻决定。

　　关于什么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郭台铭的话给我颇多启发。2007年，他的弟弟郭台成因病英年早逝。在这之前，为了看望弟弟，他一年要往北京飞38趟，为了节省时间，专门买了一架私人飞机。他给弟弟请了最好的医生，从世界各地坐着私人飞机飞过来，但依然没有让弟弟在世界上多留一天。最后他说，任何一段英雄史的背后都有一段血泪史，钱买不来快乐，钱买不来幸福。

　　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面对世间功名打造的枷锁，做到彻底“放下”绝非易事。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华尔街最优秀的对冲基金老板之一，事业成功，生活优越。电影《穿PRADA的女王》中梅丽尔·斯特里普住的那所毗邻纽约中央公园的豪宅，其实就是他的家，我曾去那里度过周末。但他的事业在金融风暴中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他在电话中告诉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这令我既担心又感触。我所了解的他一向非常健康、乐观，但依然做不到绝对的超然。当金融危机甚嚣尘上，担心美国老百姓迁怒于银行家们，他甚至做好了全家迁出美国回以色列定居的准备。

　　我很想以我的方式劝慰他：“人生中最宝贵的是亲情、健康和自由，这些东西是真实的，一旦失去，生活会变得不一样。而你其实一样都没有失去。”这也是我自己内心里真实的信条。

　　我喜欢爬香山。傍晚华灯初上，在山顶可以远远眺望北京的五环路、四环路、三环路、二环路，圈圈环绕的灯光围起了一座城市。而这个城市里所有的狂喜和刺痛、幸福和挣扎，此刻都与我无关。往日的忧虑和困扰，此刻也都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曾登高望远，我们可能永远要用那些枷锁折磨自己，从而变得干涩、易碎，远离真实的自己。

　　我遇见过一位很特别的出租车司机。那天我坐在他的车上，正在为了一些事情烦躁。他主动跟我聊天，说自己每月收入两千多块钱，就这样起早贪黑靠一脚一脚的油踩出来，一年到头天天如此。他说得很愉快很从容，这种情绪感染了我。我完全能够想象他的生活：每天随便拉一个客人都比他挣钱多，别人住高楼大厦，他住简易房，别人逢年过节都休息，他还在外面“扫马路”。如果用物质的枷锁把自己套住，他会很痛苦。我问他：“你不烦吗？”他说不烦。我看他非但不烦，简直十分开心，一路笑呵呵的。我们眼中的一切苦恼，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举重若轻。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我曾经跟别人聊起芙蓉姐姐，她也是一个打破枷锁的人。她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和利益，也没有被任何人“潜规则”，无非是摆几个pose，拍一些自认为很美的照片放在网上，请君欣赏，任由评说。无论大家如何褒贬，那是她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敢作敢当。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芙蓉姐姐。

　　有人问我，假如今天拥有的一切突然都消失了，失业、拮据、居无定所，是否还有心思在这里大谈“纸枷锁”。按照西方习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敲敲桌子，否则那些“假如”就会变成真的。我当然不希望它真的发生，但即使发生了，大概天也塌不下来。《诺丁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扮演影星的茱莉亚•罗伯茨对卖旧书的小伙子说过一句话：“The fame thing isn’t really real.”名气这玩意儿不是真的。其实我们所背负的纸枷锁，很多都不是真的。

　　　“对你自己负责”

　　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那是一个8亿人民只看8个样板戏的荒唐年代。一部儿童文学《新来的小石柱》的诞生，令多少渴望精神食粮的中国孩子为之雀跃。小石柱大名石成钢，是一位是来自深山里的农村少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省体操队教练发现他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把他接到省城进行专业训练。一次训练中，小石柱意外从单杠上脱手摔下，腿部骨折。而他还是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病痛，攻下了当时世界水平的体操高难度动作——直体后空翻接转体1080度，获得了全国少年体操冠军。

　　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次年被改编成连环画，并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小石柱”成了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和朋友。1977年，这个极具时代特色的故事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看中，改编摄制成80分钟的大型动画片《小石柱》，在全国公映。为了纪念这部意义非同寻常的作品，小说作者给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取了一个乡土味十足的名字——芮成钢。

　　父亲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小时候，我们家最多的就是书，几排书架顶天立地，里面有他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也有专为我和姐姐准备的名著改编的连环画。每天一做完功课，我们就从够得着的地方拽一本出来看，对文字和图画构成的世界心驰神往。早晨去跑步，父亲和我一起背诵“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傍晚，阳台上，父亲为我们朗读《三国演义》《二刻拍案惊奇》《莎士比亚故事集》。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过。

　　如果说，我的知识结构更多受益于父亲，母亲则在生活和做人方面对我影响甚深。她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和很多中国母亲不一样，她始终把我当成平等的朋友，尊重我的选择，让我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当我遇到大事、难事，她会首先给我讲清利害，告诉我她的观点，然后便不再干涉。“这要由你自己决定，对你自己负责。”

　　记得高考结束后，马上要估分然后填报志愿，我对母亲说：“我高中读够了，我要把志愿表里所有的格子都填满，不管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大学还是大专，或者高中专，不管官办还是民办，只要有学上就行，绝不复读。”没想到父母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无论我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哪怕以几分之差与最好的大学失之交臂，都不会要求我回去复读。

　　他们几乎不会强迫我做什么。小时候他们让我学钢琴，弹了两天我觉得不好玩，于是就不学了。后来他们又想让我学声乐，因为父亲自身有基础，我的嗓音条件也不错。声乐老师就是我们的邻居，他教我发声的时候，总把手放在我腰上，我觉得很痒，老笑场，实在学不了，又放弃了。当然，因为对体操少年石成钢的特殊情结，父亲也曾希望我练体操，同样不了了之。最后，父亲问我喜欢什么，我想了想告诉他，我最想学游泳。他说那就学游泳好了。所以今天，我不会弹钢琴，不会唱歌，也不会体操，只会游泳。

　　有一句英文说得好：“Charity begins at home.”（一切美德源于家庭）家庭是塑造个性和人格的最重要环境。我要感谢父亲母亲，为我营造了宽松的、彼此尊重的成长氛围，让我健康自信。

　　回想起来，我的成长似乎有三个阶段。小时候总喜欢缠在父母身边；上了中学，经历青春叛逆期，常常莫名其妙地和他们拌嘴，闹独立，总觉得他们懂得太少，但管得太多，动不动就想离家出走，在北京读大学也不怎么想家；如今，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一转眼就是十几年，反倒总想和父母多坐一会儿，有时间就想多陪陪他们，也方才意识到，父母其实懂得很多很多，还有很多可以教给我的。我偶尔也会和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有点小争执，但年龄越大，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越小。

　　我渐渐懂得了父母的艰辛付出。从小学到中学，父亲每天早上陪我跑步，和我一起背书，母亲则早早起来给我和姐姐准备早餐。多年来，我们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多想什么。只有当我们长大成人，一样要肩负起来自社会和家庭的重任，才能体会这十几年如一日的背后，有着多么深沉的爱和责任感。可怜天下父母心，从他们为人父母的第一天开始，生命就转入另一条全然不同的轨道，无怨，无悔，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