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自揭享特殊待遇:1年到台仅12次

　  据南方周末消息，“我在微博上跟他拼了，为了真理。”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指方舟子，2013年9月，因为对转基因的不同认识，崔永元和方舟子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崔永元为此不惜从中央电视台辞职。

　　“一个是他不停地告我，一个是我在微博上跟他拼了，所以什么中央台的管理规定全部扯淡。我当时连续发微博，天天掐架，中央台没人找我，我知道有戏了，他们放弃管理了。”

　　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其实一直在央视享受“特殊待遇”。

　　不用开例会，不用随时被召唤，没有人盯着他，一年只需去台里12次——央视主持人不能随意换发型，崔永元不得不每个月去见一次发型师。

　　央视从来没在经费上压制、克扣他；每一任台长的办公室都对他敞开大门，他可以直接走进去和他们谈话。这一切特权，都是因为他“有病”。

　　“所有人都给了我最好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真的。”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抱怨的是在央视做节目的理念。他递过三次辞呈。其中一次，是他吃完安眠药写的，写得“像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比如柬埔寨暴动连线，你就直接说柬埔寨这边怎么样就好了，干嘛非要‘××，你好’‘主持人，你好’，这不浪费时间吗……‘为了今天顺利直播，我们有三个注入点。’这话说得都是神经病。你说三个机位观众都不一定听得懂。什么叫三个注入点，跟观众有关系吗？”

　　甚至《实话实说》，崔永元也早在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后面三年半都是强撑着：“《实话实说》里，嘉宾们讨论完，结尾都是开放的，但是他们不允许。哪怕讨论再热闹，我最后也得对着镜头，把它归纳成一段结论，我接受不了。”崔永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3年，崔永元最后一次交上辞职报告，为了好好和方舟子“吵架”。

　　从2013年9月开始，崔永元花了极大的精力在研究转基因上，他甚至自费赴美拍摄有关转基因的纪录片，通过互联网播放。他在2014年的政协会上提案，要求了解农业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职能、业务程序和工作流程。

　　崔永元说自己维护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他的理由简单：如果转基因真的好，为什么如此经不起质疑和反对？

　　2014年6月16日，崔永元发表公开信，要求就“转基因”和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公开辩论。此前一天，柯炳生在农大主办的“2014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上，对崔永元拍摄的转基因纪录片发表看法，认为其观点“不是主流，站不住脚”。

　　“在转基因领域，你我都是外行。农大的学生很棒，他们在网上捍卫柯帅，虽情绪激动却很少谩骂。所以，我们可以当着他们辩论一次。”崔永元说。

　　2014年6月12日傍晚，南方周末记者在中国传媒大学老图书馆专访崔永元。这座8600多平方米的老图书馆，如今成为崔永元的老电影资料馆和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其他博物馆不同，每天5点半下班后，这里又成为学生的公共自修室。

　　离开央视，51岁的崔永元现在是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的理事长，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教授。他今天从事的主要工作，其实早在他仍是央视名嘴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2002年他开始了口述历史的搜集拍摄，2007年他开始乡村教师培训项目，并成立崔永元公益基金。“不得不说，央视对我有点特殊。” 崔永元说。

　　我希望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电视台

　　南方周末：如今的崔永元在网上吵架，似乎是个老愤青，偏执，也骂粗口，颠覆了原来电视上幽默、风趣的形象。

　　崔永元：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才是高兴的，活得非常自由。现在想发火就发火，想骂人就骂人，想拍桌子就拍桌子，没有什么公众形象这一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崔永元。

　　如果以前你看到崔永元特老实，他只是遵守中央电视台的规矩。现在崔永元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只要不违法就没有问题。

　　我倒劝告那些喜欢我的人，或者追星族，你们应该擦亮眼睛。如果现在这个崔永元，你们喜欢的话，你就喜欢下去吧，他这辈子肯定就是这个样了。如果这样的崔永元你不喜欢，你喜欢以前他在电视台那个形象，那就算了吧，他不会回到那个形象了。

　　南方周末：你在央视，我们看着很风光，你的委屈从何而来呢？

　　崔永元：我觉得没有什么委屈，非得说有什么委屈，实际上是两个崔永元在打架，一个是体制中要服从命令的崔永元，他要做得尽善尽美；一个是本性的崔永元，疯狂原始人。他们两个得合成一个形象，就是电视里的形象；要不合成另一个形象的话，就是现在的我。

　　现在传媒大学这里没人管我，我估计只要有一个人管我，我又会觉得不舒服了。在中央台那个环境里，我认为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给我创造了最好的环境和条件，我不得不说对我有点特殊。

　　其实是我给自己制造委屈，因为我有个乌托邦式的新闻理想，我非要摸到它。不光自己要摸到它，还苛刻所有同行都去摸到它。我希望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电视台，胜过CNN和BBC，我们拍《动物世界》都要比他们拍得好——你说这事我管得着吗？但我天天就在想这些事，所以我永远不愉快。真的没有人欺负我。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特权？

　　崔永元：因为我有病。大家都知道我睡不着觉，我到凌晨五六点钟才能睡，睡到下午才能醒，你非得八点钟开会，我药劲还没过呢，起不来，我那个时候开车会出车祸。我自己做过这样的测试。吃完安眠药以后，忽然又来灵感了，我就写文章，写完心满意足地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前言不搭后语。也想不起来昨天是因为什么冲动了。

　　南方周末：你写过三次辞职报告。

　　崔永元：在那样的状态下，我写过两次。错字特多，但意思表达的就是辞职。一次是《实话实说》，选题报十个毙掉六七个，还常挨批，就不想干了。另外一次是四年前，《小崔说事》采访了一批作家，社会叫好，却没有收视率，压力巨大，我就不想干了。

　　我记得当时写的信，有封特别厚，嘱咐这个人要保重身体，这个要这样，那个要那样；中央台目前的情况、下一步的规划……热闹得很，像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写得乱七八糟。

　　2013年，我真正把辞职报告递上去，就四行字，说身体不好，不能胜任一线工作，希望调学校教书，请批准。就这么简单。

　　南方周末：1993年，我看过新闻评论部的记者规范，那个东西很好，后来有没有传下来？

　　崔永元：那个是我参与制定的。当时我们觉得就应该有一个规范，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进去的时候全是外行，干广播的、干报纸杂志的、搓澡的，什么人都有。反正来了，大家一块干电视，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不知道采访有什么原则，也根本不懂机位，有很多东西要规范。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你选题被毙了，怎么办？我们把它写出来，非常幽默——洗热水澡，别的都没用。但今天你要让我补充，我就说把素材留好。

　　今天我做口述历史，我明白了，要把素材留好。别因为被毙，就洗了录别的了。当时大家在努力制造规范，也尽可能按照规范来做。

　　后来你会发现永远做不到规范，还会发现规范在不断完善和提高，就像跳高，我一厘米一厘米地给你加，这样既给你压力又给你动力，你只要跃过去就是好样的。但我永远让你跃不过去，最后一个杆把所有人全挡在外面，这就是它的魅力。

　　可现在我们面前摆的是铁丝网，好像是规矩，实际上寸步难行，所有人都走不了，胆小的人就开始往后退，就导致今天这个局面。

　　南方周末：今天这个局面，有哪些往后退了？

　　崔永元：当时创业的那些人，我想问问，谁现在没在退步呢？

　　以我自己为例，刚开始做《实话实说》的时候，我就想像我这样儿化音这么多的人也能主持节目，算是电视媒体的一个宽容。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出名，也算是这个社会的宽容。

　　慢慢地我意识到我创造了个平台，这平台门槛非常低，过去不是专家、学者、部长或官员，就不可能进来。像街头采访老百姓，哪有呢？现在我们老百姓坐在演播室里，谁想说谁就说，爱说什么说什么，这是个大进步。

　　再后来，我发现这个平台真正美丽的地方，是能容纳不同声音。过去是一个人说了算，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校（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北京广播学院）上学的时候，来了个人跟我们讲美学，讲共产主义，我们只有鼓掌的份，不能提问，也不能反驳。但《实话实说》，你说着话，我可以打断你，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来阐述我的观点。

　　这些人在社会地位上，实际上是不同的。有的是高级教授，有的是普通老百姓，但他们在这个平台上的话语权，完全平等，这个真了不起。但后来这个平等慢慢地就被剥夺了。

　　南方周末：你说央视是一个国家台，它有独特任务和职能。

　　崔永元：对，我觉得国家台就是应该“不好看”。它好看就不是国家台，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家台是好看的，因为它承担的任务太重了，它要传递信息，传递思想，要完成这些任务，表达民族历史，如果是公共电视台，还要负责所有在海外公众的安全。比如说地震，国家电视台就要告诉你，你在意大利跟谁联系，在澳大利亚跟谁联系，如何了解你亲属的情况，24小时就得干这个，这才是国家台。

　　假如人艺是最好的剧院，它的话剧八点钟首演，那国家台就要八点钟直播，新年音乐会要直播，最好的昆曲、外国最好的演出团的演出，最好的皮影戏，能谈妥都应该在黄金时间八点播，你爱看不看，这是国家电视台的责任。如果这时候还在讨论没人看，收不来广告，这不是国家台，是商业台。

　　“到1999年，我忍无可忍了”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你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那从1999到2002年，你还强撑了三年。

　　崔永元：实际上是我们妥协了。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不让我们保持开放性的讨论，那我们就改成做个案，请一个人来让他讲故事，这就没有争论了。但故事里藏着很多问题，藏着很多观点，就这样来做。但后来，很多故事他也不让你讲。

　　另外我们觉得太累了。评书的故事讲得多动听，凭什么找个普通老百姓，语言表达能力也不行，我还费半天劲帮他调整。我还不如自己讲呢。然后还要把自己的观点想方设法放进去，放进去后，被发现了，给剪掉了。这是干吗呢？太累了。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报十个题目毙了七个，这是哪个阶段？

　　崔永元：这是常态，不是哪个阶段。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二十到三十个题目。当时南方有一个城市，把无人认领的自行车收集回来修好，刷成绿色给农民工用。但社会学者是反对的，什么意思？农民工骑绿车就没有人偷车，是说以前这城市里偷车的都是农民工吗？

　　有的人就说，这太矫情了。

　　我们就把双方都叫来进行讨论。结果最后，这个片子没有通过审查，原因是不符合主流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你的主流声音是什么。

　　还有一期叫《纳米不是大米》，当时纳米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词，据说中国一下子出来一两百个这样的实验室，纳米产品很快上市了，纳米冰箱，纳米电视。其实在它身上，没有研究透的东西还存在。那是不是要建立这么多实验室，这么快地出产品？

　　纳米不是大米，你就知道，争论非常激烈。审片的时候就没有通过，他说建纳米实验室，这是国家的政策，你们不能质疑国家政策。

　　南方周末：你解释、说服过他们吗？

　　崔永元：没用。我曾经争取回来一期节目，争取了很长时间。

　　一个画家，他小时候上课走神，听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林彪不好，他就揭发了，这老师就倒霉了，关在学校厕所里，用粪水淹着他。那时候画家很小，良心发现，就拿了个西红柿给老师送去，当时老师说，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深深记住了这句话。

　　三十年过去了，他成了著名画家，特别想找这个老师说声对不起。我们把老师找到了。画家讲完，老师满头白发地来了，他跟老师说了声对不起。很好的节目，就是不让播。

　　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我就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

　　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娱乐可以更娱乐，信息量比《焦点访谈》还大”

　　南方周末：《小崔说事》和《小崔会客厅》这两个节目是怎么来的？

　　崔永元：2002年，我住院出来以后，先做《电影传奇》。我的医生建议，说你喜欢电影，做电影可能对你的心态有好处。后来台里说你不能老不露面，那就做个《小崔说事》，嘉宾讲故事，我坐那儿听就行了。十几分钟里要说三个事，实际上就是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一个事说五分钟，一天就能录四个。这样就做下去了。

　　《小崔会客厅》是两会的时候，领导想做这么一个高端采访节目，好像之前好多主持人都做过，不合适，就想让我做。很少有人让我试这个，比如国庆直播之类肯定不会让我去。神六还是神七上天的时候，让我去直播，播了一下午就把我换下去了。他们觉得这种场合不能开玩笑。我是觉得什么场合都能开玩笑，除了追悼会。

　　他们问我，我也乐得试试，我不相信官员只会说那些话，官员也是人。在做策划和联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得做进一步妥协。他们现在还做不到进来就回答问题。可能是秘书、秘书长、宣传部门要跟你沟通一下，我说可以沟通。他们最早沟通时是拿着剧本来：我问什么，他答什么，我开什么玩笑，他开什么玩笑。

　　我说你可别这么弄，这么弄会出大事的。第一，我记不住，第二你们首长也记不住。到时两人都断词，中央台不管我，你可完蛋了。最好还是按照我们的职业规矩来，我们设定话题，看谁适合谈什么。

　　南方周末：《小崔会客厅》一开始就确定了采访对象是省部级官员吗？

　　崔永元：对。主要采访部长、省长和省委书记。我采访的第一个人是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他很真实。我化完妆坐在那屋等他来。过了一会儿，外面挺热闹，就是大官来的动静，然后他进来说“小崔你好”，然后握手，坐在那。他说，你有什么吩咐没有？我说没有，您有什么吩咐没有？他说我也没有。我说，那咱们就开始吧。

　　我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听说我要采访你，我家里特紧张，因为你是大官，我妈怕把我枪毙了。他说，听说你要采访我，我家里人也特紧张，说你说话没情面，怕我在这里丢丑。这样就聊得很好，很顺利。

　　后来也有副委员长、副主席进来，他们也有在省里工作的经验。其实我们特别希望采访一把手，我还跟温总理说，你应该接受我们采访。就不能敞开心扉跟我们谈谈？

　　南方周末：《小崔会客厅》为什么没有成为常规节目？

　　崔永元：我们想做常态，但没有那么多省长天天陪你聊。如果变成常规节目，可能都得采访到乡长了。日常状态下，我们采访省长肯定是突发事件的时候，比如你这里煤矿爆炸，比如征地拆迁有公众游行了，我当然第一时间想采访你了，你不用跑到北京演播室，我跑到你那找你。

　　但你想他们在这时候会接受采访吗？这个难度非常大，那只有两会是个好机会，所以后来就变成一个两会期间的节目。我很喜欢这个节目，我甚至比喜欢《实话实说》还要多。

　　南方周末：近几年，你自己也试过娱乐节目，包括《谢天谢地你来了》、《小崔说立波秀》。

　　崔永元：但不舒服。我觉得娱乐也不是这么做的，娱乐可以特别娱乐，表达的信息量比《焦点访谈》还厉害。

　　大家来验收娱乐节目，看它广告怎么样，能不能请到大腕，现场好不好看，收视率高不高，网络传播怎么样就行了。通常都用这样的标准。

　　但我不是。每次说剧本的时候，我非常苛刻。我知道那些人这辈子都不想再跟我干活了，就那么十分钟的戏，我把它当艺术品对待；人家都是总政、军艺专业的话剧演员，我还在跟他们提角色体验——虽然就那么两分钟，你得有个角色体验，让我们看出你的前世今生来。谁这么玩娱乐节目呢？多累啊！但是我就这么玩，所以我玩不下去。

　　你说满场笑声，我们做到了。我们是真笑真鼓掌，不是假的。现在还有人问，你敢保证你们一点都没透露吗？真是即兴的吗？我说我敢保证，从我进入这个节目，一直到我离开，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或者发生过我不知道。如果我不离开央视，这节目还会做。

　　南方周末：《小崔说立波秀》为什么停了？

　　崔永元：当时我们做的是40期的规划，然后10期就停下来了。也是我的原因，我跟立波仔细聊了一下，两个人观点有分歧。

　　周立波觉得，你看我们没有任何准备，两个人恨不得化妆都在自己屋里，上台就开始了。观众满场笑声，你还要什么呢？我说我觉得有问题，当我们在制造笑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传递了一些不正确的信息和声音？

　　他最烦我说这些话，但我每次都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做医患关系，我们俩别好话筒往里走了，我跟他说，立波记住，不要下结论，下了结论，就没法谈了。结果上去刚三分钟，他就结论，他说这主要是患者的问题。你说这还怎么谈呢？然后下去我就跟他发火、拍桌子，后来就算了，不做了。没法做了。

　　南方周末：你回了水均益一条微博，你觉得你们的时代过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

　　崔永元：我们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人特别多，追求事业完美，想知道世界潮流是什么样的，想知道踩在前一辈肩膀上能摸得多高，能看得多远。

　　现在呢？孩子们特别现实，他在你这儿找一个体面的职业，过有尊严的生活。这一点错误都没有。他们思考历史和社会的方式也许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人家浅薄，人家还觉得我们老朽呢！我们很多历史，他们可能一眼就看穿了，而我们还煳涂在里面，这都是有可能的。但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确实融不到一起。

　　我跟这些年轻人的关系，就很像我和这个时代、和这个电视市场的关系。你们做得欢天喜地，节目卖得好、人气高，我真觉得跟我没关系。我想象的电视不是一个集贸市场，我想象的电视是跟哲学有关的这么一个地方，它是传递思想的，它甚至是产生思想的，如果这个达不到，其他没用。

　　南方周末：你在微博回复里说，看好下一代，关键是他们“不听话”。

　　崔永元：对。为什么我说未来在年轻人身上？你在采访我，你身后这位年轻人就让你看表，这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意味着让我赶紧停。但在他们来说这是很正常的。这就叫不听话，但我非常欣赏，不听话就是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就会出现无数美丽的硕果。凭什么采访你一个老朽崔永元，我就得毕恭毕敬，就不能照我的职业方式去做？你想以你的资历、你的权威，把这些人弄服，门都没有。你对他的态度不好，他明天就到别处去，他有手艺，到哪都能活。

　　我特别高兴，在我这一代或者我父母这一代是不可能的，工厂把他开除，他就饿死了，没那么多工作岗位。现在他们机会太多了，我们惹他们，他们就给国外电视台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去干了。我最优秀的学生都跑到那儿去干了。你还惹他干吗？

　　“想想李亚鹏、李连杰、崔永元，为什么要办基金会”

　　南方周末：你的口述历史团队现在在做什么？

　　崔永元：现在做的是“抗美援朝”、“知青”、“私营企业家”系列。我们最近把“三线”专门弄出来了。“新中国外交”系列，我们采访了七十多位大使。口述历史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实施了也就15%或者20%，按现在的进程，在我有生之年，这东西不可能做完。

　　南方周末：这么大的工程，60个人的团队，经费从哪儿来？

　　崔永元：学校每年为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拨款500万元，来支付员工工资，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花钱。今年我们计划经费是2300万，全靠我们基金会募款，然后监督研究中心按法律规定使用。

　　南方周末：永源基金会和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之间是什么关系？

　　崔永元：基金会跟研究中心是纯粹的业务资助关系。基金会不是研究中心后院。基金会跟很多做口述历史的团队取得了联系，资助他们工作。我们跟研究中心说得非常清楚：你们不比别人高一等，只不过咱们认识得早，仅此而已。对现有团队，我们也以工作好坏来验收，如果你质量不好，说不定一年后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南方周末：两者间你起什么作用？

　　崔永元：我在研究中心没职务，我不能在这报销，也不能在这领工资，什么都不可以。我是基金会理事长，我有最终签字权，我下面有个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我们每年都做规划，要所有的理事开会举手通过。

　　比如一个新项目，理事会当时没讨论过或忽略了，没想到要花很多钱，有的柜子要重新做，有的椅子要重新买，这个钱能不能从基金会出？我认为是可以的，我签同意，但理事不同意。后来我只好自己掏几百万，买这些东西了，把展办好。

　　南方周末：理事长权力受制于理事会。

　　崔永元：有了这个理事会，我第一次觉得挺郁闷，办事效率太低，后来越来越觉得好。它基本上制止了你犯错的可能性，你脑袋一热可能就会犯错。我们一个员工，特别好，受了些委屈，我说给他发十万块钱的奖金。结果秘书长说，基金会不会发委屈奖，没这开支。我说那我都说了。那你就自己给吧。结果就从我卡上划了十万块钱给人家发奖金了。

　　后来我说，我还是谨慎一点吧，别乱说话了。乱说话，你会把自己弄得倾家荡产的。

　　南方周末：怎么让公众看到你的透明化呢？

　　崔永元：公众的透明化是有法律前提的。以前我的基金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属，我的账目需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呢？每分钱都需要红基会知道，它给你审计，完了向社会公布一张审计报告，是符合国家法律的。

　　那些质疑者说这样不行，我要看你基金会的账本。这是不可以的。不是说不让你看，而是它增加了成本。我希望大家看我的账本，监督我，希望你看我的每张发票，那我是不是要有人陪着你，要有人接待你？如果我把它贴在网上，是不是我要回答你的每个问题？这些都是人力成本，国家规定基金会的管理成本为 5%，不超过10%，如果那样公开，基金会的管理成本可能会到20%甚至30%。

　　公众质疑绝对是没有错的，但我希望大家在质疑过程中，慢慢熟悉公益慈善的操作流程，熟悉它相关的法律，不是说你想看什么，我不让你看，就是我心里有鬼。

　　南方周末：怎么看李亚鹏、李连杰的基金会引发的争议？

　　崔永元：李亚鹏也好，李连杰也好，包括我——可能这里面我（身价）最差——我们出席一个商业活动，做个广告，拍个电影、电视剧，抛头露面，一年挣个几千万还是挺容易的。

　　为什么不这么做，而是办个基金会，弄来几千万，然后想办法冒风险从基金会“黑”几百万？你会不会觉得这人脑子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