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中国电影太大了 我一个人带不歪它

　　我很荣幸被大家认为“带了歪路”。中国电影太大了，我一个人带不动，也不能说今天徐峥把中国电影带上了歪路。

　　

现实主义的电影缺乏，不客气地说，还真跟审查没什么关系，这是市场的选择，它们不是卖钱的榜样。

　　计划经济年代，电影厂厂长手中握有生杀大权，头儿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直接和给力的。今天时代变了，年轻导演不需要直接为他们做什么，所以不会看到第二个吴天明出现。这绝不是说上一代漠不关心。——张艺谋

　　“拍个电影怎么还跟常委有关?”张艺谋把“长尾市场”，理解成了“常委市场”。

　　张艺谋学到了很多新名词，虽然他还是没记住“G2”和“O2O”的区别，但并不妨碍他看好互联网这个方向。乐视来找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乐视”是哪两个字。

　　在张艺谋看来，加盟乐视，算是“闪婚”。和张伟平分手之后，他跟很多公司接触过，希望找一个能给他“足够的尊重和创作空间”的东家。

　　乐视影业的CEO张昭，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留学，加盟过上影集团，后来创建光线影业，出品发行了二十多部影片。2011年，张昭创立了乐视影业——只比张艺谋“发现”乐视早了2年。

　　张昭说服张艺谋加盟的原因是，乐视影业是一家“互联网时代的电影出品/发行公司”。

　　跟“非互联网时代”比，拍片有什么不同，张艺谋目前也不知道。他在乐视的工作室2013年5月16日成立，工作室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也是张艺谋新片《归来》在国内正式公映的日子。

　　个体户张艺谋是带着已经成熟的《归来》剧本进乐视的，他准备好了，要是乐视不同意拍这个，那就再报一个。没想到对方当即表态：你喜欢就拍，我们绝不干涉。

　　“赚不赚钱是乐视的事。”张艺谋冲南方周末记者一乐，“我收获的是最大的尊重和创作空间。”

　　乐视一直念叨的O2O(online to offline)，就是线上交易线下使用——票在网上买，电影还是得到影院去看;不同的是，能知道买票的观众是谁，在哪儿，还买过什么……得出的是另一个流行词：大数据。

　　张艺谋听错的“长尾市场”，则是把互联网当成永远放映无数电影的影院，想看的人随时随地能看，一部电影的价值就不仅仅靠两三周的票房来体现。

　　“那后头看的他付你钱吗?”张艺谋立刻抓住了要害。

　　“收费肯定是发展趋势。”张昭对张艺谋解释，“你看《纸牌屋》，大家的创作心态、销售方式、价格关系都变了。”

　　G2是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斯滕提出来的概念，指中、美两国组成集团，代替旧有的八国集团(G8)。现在被中国电影界广泛借用——中国的电影产业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对张昭和乐视来说，G2是未来的中美电影合作战略。对张艺谋来说，就是去好莱坞拍片，跟世界合作。

　　“我是个闲不住的导演，身体也很好，我愿意不断干活。过两天我下一部电影就开始了。”《归来》还没上映，张艺谋已经去了美国看景。

　　2000年张艺谋拍摄的《英雄》，至今仍是国产片在北美票房榜上排名第一的作品，影片开启了中国式大片时代，也被认为是把中国电影带上了一条“歪路”。

　　“中国电影太大了，我一个人带不歪它。”张艺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也不能说徐峥把中国电影带上了一条歪路。还是时势造英雄。”

　　张昭觉得，《归来》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影响，“不亚于《英雄》”，也是因为“恰逢其时”：“处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变革时代里。”

　　很荣幸被大家认为“带了歪路”

　　南方周末：《英雄》开启了中国式大片的类型，现在来看，这部片子，对你、对中国电影产业，带来了什么?

　　张艺谋：还是时势造英雄，我不认为自己创造了历史，把自己抬太高了。那时候正好是转型期，是中国电影市场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恰巧我拍了一个《英雄》，一下子就成了一个事件。如果没有《英雄》，也会有其他电影成为标志。你很荣幸担当了这个事件当中一个重要角色。

　　南方周末：也有人说，《英雄》、张艺谋把中国电影带上了一条歪路。

　　张艺谋：我很荣幸被大家认为“带了歪路”，要不然就是张三李四，谁都有可能的。中国电影那么大，我一个人带不动它，那时候中国电影市场就是到那个点上了。也不能说今天徐峥把中国电影带上歪路。

　　南方周末：大家都在提中国电影的数字，“220亿”，“每天增加13.8块银幕”……我们在数字上好像能和美国形成“G2”，但内容还是没法对等?

　　张艺谋：我们张口就说数字的情况，我估计还会持续五到十年。

　　差距在哪里?首先是在质量上，但这只是中国一家的差距吗?全世界跟美国都有差距。就像NBA一样，全世界组织个联队也打不过它，历史条件搁在这。类型片的质量，艺术片的质量，方方面面的质量差距，但抓质量又是那么长远的事。电影是文化，是所谓的民族、历史、传承、情感、修养、品位、情怀……所有东西集合起来，对吧?如果中国电影要跟美国比质量，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南方周末：至今海外票房最高的中国电影还是《英雄》，你当时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说，对外国人来说，看中国电影，还是要动作、武打片。

　　张艺谋：对，现在也是。可能再往后十年二十年还是。中国电影的输出在类型上现在还很难突破单一化。人家就买这个，没办法。这种现象不可能短时间改变。

　　说心里话，你举例的《英雄》，像这种动作也是五年八年才有一个受关注的。没有的话，真的就变成一碟小菜，常常还不能上桌，他想起来要盘花生米，来吧，想不起来，花生米没有了。

　　你得一年有十个、二十个，而且要在市场上反映不错的。在这种类型上有许多文化符号的普及，你借水行船，你老有，多输出，慢慢地他对其他东西开始感兴趣了。

　　咱们不能老抱怨说这个市场十年了，还是这一个类型——就这一个类型也还不是年年有好东西。

　　南方周末：今天要你面向海外拍一部片，你还是会选武打、动作片?

　　张艺谋：一定的，尤其是在美国市场受欢迎的电影，我首选武打片动作片，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根本就不会看中国的喜剧片，你不能说我非要拍个喜剧片，我吃奶的劲使出来了，把喜剧片拍得全世界最好，你到人家那个市场，他有隔阂，不笑，没人买，你不也是失败了。

　　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这是特别空泛的话题。你要问一些文艺片导演，中国电影早就走向世界，每年三大电影节都有中国电影，柏林电影节刚刚得奖的，刁亦男的作品就走向世界了。但我们说的是市场类型、主流娱乐类型。

　　南方周末：全球化合作，我们有什么，我们能卖出什么，我们还缺什么?

　　张艺谋：好莱坞很现实，它切众多市场的蛋糕，能合拍就不协拍……既有野心也很谨慎，它选择一些项目，选择一些人，选择一些公司。

　　好莱坞来，你让它去挣钱，让它去分中国市场蛋糕。有蛋糕吃，他们扑上来跟你合作，只要你够开放，很快水平就能提高，就跟特区一样。

　　1980年代初李翰祥来合拍，香港大导演啊，我跟凯歌作为学生辈去参观。李翰祥导演在哪儿剪辑?在二楼搭了一个桥，从房间进到剪辑车里头，在车里剪辑，我当时多开洋荤。

　　现在我们是司空见惯了，当年我就印象很深：电影场工，皮带上串了很多大环，各种颜色的，在片场走来走去，我觉得特神气。问他这什么东西?大力胶。什么东西?胶布。看他拿着胶布咔嚓一撕，照着地上的电线一贴。他那卷胶布太好了，这得多贵啊，咱拿回去自己想办法用。

　　反过来，香港大导演来合拍，也是看中内地市场，看中内地人文的东西，李翰祥导演会觉得在内地拍那些清宫戏的东西，地道。一句话各取所需。如果我们大部分人专业水平没有提高，甚至都不会讲英文，他们也干着急，因为他们想挣钱。

　　南方周末：现在张艺谋到好莱坞当导演，这个国际合作怎样进行?怎么选择你的演员和团队?

　　张艺谋：选我能驾驭的剧本，根据剧本选演员，一个方向是外国演员，一个方向是中国演员。我甚至也有可能选择用英文，我拍过《金陵十三钗》，里面有一半都在讲英文。这个深度合作，你放心，无论是乐视还是好莱坞公司，都会尊重一个导演的专业角度，让导演选择一切符合这个电影要求的元素。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中国电影还是美国电影，很有意思的合作。我去好莱坞也不是去逛一圈。

　　“没有人会说， 低俗是我的目标”

　　南方周末：你的新片叫《归来》，有没有“张艺谋归来”的意思?

　　张艺谋：我起的名，想了好多，比如说叫《另一个人》，一个诗人的一句话……确实也有我的寄托在里头。我没有大的奢望，也没什么大的野心，我只是希望加盟乐视以后，从此能在一个安静和纯粹的创作环境中，也就心满意足了。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这种创作环境的呢?

　　张艺谋：电影市场飞速发展之后。我当然也身在其中，包括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走了歪路，带了一个坏头等等。我作为一个导演，只是很单纯地在想，在这样一个市场大潮下，无论什么样的电影，是不是可以让它有一些情怀，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文化气息。

　　我觉得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的要求。所有类型的每一个导演，拍的时候，其实都是想“有所表达”，没有人上来就说我要拍一个庸俗剧，低俗是我的目标。

　　我看《地心引力》，我很惊讶——看的时候也不知道人家后头能得奖——它突然让我感觉到人的孤独。一个人的电影很难拍，它能吸引你，让你觉得有某种哲学意味：人类生命在太空中从头到尾都是孤独的。

　　看的时候我想了很多，这是大片、商业片，但我怎么觉得是很艺术片的方向?我觉得导演一定是有意为之的，他不纯粹为了娱乐。一个人讲故事，讲得丝丝入扣，情节要抓人，要有悬念，这在商业上已经很难了，但商业成功之后，它又给我非商业的感受。

　　人人都想拍这样的电影，想达到这样的层次，要看机会，要看能力。我起《归来》这个名字，也希望传递这样的心态，不管什么类型的电影，我能不能多一点内涵。

　　南方周末：一部片子既有情怀，又有内涵，又有价值观……还要有票房，很理想化，但怎么实现呢?

　　张艺谋：像这样的电影我看全世界每年恐怕不超过3部。全世界经常就是空白年，一部都没有，那是金字塔尖。像《归来》这样的电影，如果能卖得好是了不起的事情。

　　南方周末：换句话说，拍有情怀的电影，要做好不卖座的打算?

　　张艺谋：这是按常规预估。我觉得要打破这个魔咒，一是有新的方式来推广，第二，实际上也意味着电影观众的多元化和素质的提高。我觉得我们不能把观众看扁了，是不是他们只看一种类型的电影?也许我们可以试一下。

　　“无需再去讨论，发生了什么，应该怪谁”

　　南方周末：《归来》只挑了《陆犯焉识》后段很短的一部分，还大幅改编了，你当时为什么会买这个小说?

　　张艺谋：那个小说我很喜欢，严歌苓真的很有才华，很有历史感。但是我当时买版权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冲着后20页买的。

　　我定了一个原则：坚持不闪回，不换演员，就讲现在。《陆犯焉识》那个故事里面除了敏感的部分外，还有一大部分是关于1930、1940年代两个青春年少的爱情。那段很精彩，但是要换演员，意味着闪回一样的东西就要出现了。把那么厚的一本书前头沉淀的东西，点点滴滴，要在这后20页的故事中，渗透开来，这是最难的。我们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来改编。

　　南方周末：冯婉瑜失忆来产生戏剧矛盾，让陆焉识唤醒她，这条线改编时一直在吗?

　　张艺谋：一直在，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部分。你回到家里，物是人非，这个故事开始了，这是我的重点。在两年半剧本改编过程中，好几次都偏离了这个点，我一直把它扯回来，我就要这个部分，还好我坚持下来了。

　　南方周末：叙述“文革”的几场戏，镜头非常简洁，只用了《红色娘子军》。

　　张艺谋：对，二十多分钟。它是一个形象化的背景介绍，任何事情有因和果，它是一个起因。我自己觉得这一步讲得还是比较简洁明了。

　　歌苓的小说里面写了一大堆孩子，最后删繁就简，打算只剩一个人，就在想那个孩子应该是什么职业。歌苓是正牌舞蹈演员出身，好像就是跳芭蕾舞的。我们聊天她讲过很多这类事，突然我说那咱就选这个职业吧，感觉就像是歌苓自己似的。

　　她那个故事讲的是祖父，电影里变成了爸爸，也差不多。选定了这个职业之后当然就会有时代的特征，就选了《红色娘子军》的排练过程。

　　南方周末：女儿丹丹出卖父亲之后，到“文革”结束后再见到父亲时，其间三年，她的变化片中并没有交待。为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不需要，你看这个人的眼神状态，我们做了很仔细的调整，不仅光是发型，眼神中那种犀利的光芒没有了，有些茫然，有一些困惑，也有些委屈。形象大于一切，人物就会叙述，给观众想象空间就可以了。

　　我们无需再去讨论发生了什么，应该怪谁。就像宋彬彬是怎么回事，谁把谁怎么了，到底真的干了假的干了，我们无需去讨论它，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看当下、今天，它如何再往前走。

　　南方周末：女儿向父亲坦白，你选择让父亲平淡地就原谅了女儿。

　　张艺谋：尤其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父母永远不会恨孩子，但是孩子心里过不去。那场戏演员演得很好，当女儿鼓足了勇气跟爸爸说是我告密的，你看演员的表演特别轻描淡写：我知道了。就像讨论酱油醋一样。作为父亲，他不想跟孩子讨论这件事情，你去认真讨论，可能当时会打消他的心理顾虑，但他会知道，你脑海中有深深的刻痕，你今天讲的话是安慰的话，他最后还会过不去的。

　　南方周末：如果换成是你，你的孩子出卖、背叛了你，你会怎么做?

　　张艺谋：我一定也是这样做。天下父母是一样的，他永远不会怪孩子，何况在那个扭曲的时代。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孩子觉得你根本不重视这件事情，你甚至忘记了这件事情，孩子就会觉得对你的伤害没有那么长久，就会过去。

　　像这样的戏，大约也真是要为人父母的导演可以做得好一点，你会把很多时代的东西放在人情世故最基本层面去，你会想一想你自己。

　　“人性是我毕生的功课”

　　南方周末：整个片子看下来，我觉得好像不能说“张艺谋归来”，而是“张艺谋朝别的方向去了”。

　　张艺谋：对。我要对自己擅长的东西进行相当的压制。很痛苦的，你擅长的东西有时候是一种本能，比如视觉化的，比如说节奏，比如说一种情感的饱满，声嘶力竭大悲大喜等等。我喜欢浓郁的东西，我拍电影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从第一部戏《红高粱》就能够看出来，我一直喜欢浓郁的东西，实际上要走反。

　　《秋菊打官司》我就是走反的，我反到一个极致，我用拍纪录片的方法。其实在《秋菊打官司》的纪实体风格，也是浓郁的，也是非常形式化的。

　　但是现在两种都不是，不是浓郁的，也不是故意走反，对我来说就是要脱胎换骨。这中间有很多次挣扎，遇到瓶颈的时候，走不过去的时候，回到老路上很容易就过去了，而且还好看，常常会有这样的诱惑，这时候没有任何人给你建议。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避免自己的长项?

　　张艺谋：我不敢说出来。在心里很多次我知道，“用我自己擅长的来处理它”，这个诱惑你要扛得住。因为你自己要变身，变成另一个人，非常难。

　　你也常常会想，这样变有价值吗?我在现场经常就说两句话：是，不是。所有摄影、包括演员的呈现，包括所有东西。你前面准备了三年，是和不是，一秒之间要做决定。是和不是，凝聚着所有的东西。你常常回来会自省，也会焦虑，我做得对吗?或者说我只是坚持了某种理想的东西，我失去了许多呢?你最担心的是失去了许多。很痛苦，抵御这样一个诱惑，这大概只有自己跟自己做斗争才可以。

　　南方周末：影片娓娓道来，相信人们很容易被里面的人性、时代漩涡里人的不幸遭遇给打动。但如果这是一个反思“文革”的影片，会不会过于温情化，或者是理想化?

　　张艺谋：这个话题应该交给观众去讨论，我坚信不会。简单的温情化，这不是我的初衷。

　　一个人对一个人矢志不渝的等待，和矢志不渝的归来，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感。绝不是简单的温情化可以解释的，恰巧是在这个等待、期待和归来当中，暗流涌动一个大时代的痕迹。“暗流涌动”四个字特别好说，特别难做到。我相信它不是简单的庸俗化的温情，它其实是更高层次的复杂。

　　所有的故事都是人性故事，观众不会去看你对历史怎么进行反思。人性故事不是一个价值观的取向问题，也不是一个对历史的众说纷纭。作为电影导演，我们讲人的故事，就像《地心引力》，你看到的是一个人在太空中如何回家的故事。

　　我们觉得有些说教感的东西，或者有一些所谓意念化、做作的东西，常常你的思考没问题，方向也没问题，你只是没有凝聚好这个人性故事，就使得你的野心，或者使你让人家思考的这种幼稚感亮出来了。

　　这是一个导演永远的话题，什么样的思考，什么样的历史，最后凝聚在人性故事上来完成它。高下之分，全在这里，不在思考深度上，甚至不在思考的准确度上。甚至有时候它故意给你谬论，故意是反动，把这些谬论和反动，凝聚在人性故事上，而且故事非常生动，你突然价值观垮塌了，你接受了这个反动思想。

　　所以对历史的思考没有对和错，对导演来讲，那个人性故事是最难的。我拍《归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还在学习，我还在学着拍电影，这是我毕生的功课。

　　市场杀死了现实主义题材

　　南方周末：中国现在越来越少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了，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张艺谋：市场影响吧。票房的影响是影响到每一个导演。

　　我在吴天明导演的追悼会上说，我们被票房绑架了，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心理在今天，跟第五代最初，第四代最初，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心理上每一个人都会考量票房，尤其当我们的社会，有时候会盲目地以票房论英雄的时候，对导演的影响很大。

　　现实主义情怀，对我来说也是在拍摄中要坚持的东西。现实主义这种类型和现实主义情怀，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可以融会在各种类型中的，现实主义跟市场流行的东西是两回事，需要你要有定力。

　　《归来》已经拍完了，喜欢和不喜欢是大家的事情，卖钱不卖钱是乐视的事情。带给我的是创作后的思考，以后拍电影的心态。我不会只选一种类型，下一部也可能我要开始另一种强视觉化的东西。但是《归来》给我的感受，人的情感，人的沉淀，人走过的痕迹等等这些东西，应该在每个类型的故事中要高度关注，把它讲好。

　　在不同的类型给它的空间不一样，爆米花类型给它的空间就20%，但也还是要把这20%讲好。

　　南方周末：但是现实主义的缺乏，真的仅仅是市场的选择吗?

　　张艺谋：有点不客气地说，目前是。市场上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没有大卖到10亿的，日后也不会有很多。

　　卖钱的榜样都不是这一类的，电影没办法重复拍两个三个不一样的类型去检验。有很多产品可以同时做几种款式，电影是一去不回头的，只能选择一种。所以常常会变成恶性循环，一卖钱大家都来，就都是这种类型。香港电影基本就是这样子死了，一个类型做到烂，一个类型做到精疲力尽再换一个，最后就全烂了。

　　很卖钱电影的类型，可能会让市场不自觉地向那个方向走，内地还不会像香港马上立竿见影，因为内地大。但我说的被绑架心理就是这样，按照一种成功的类型去惯性滚动。

　　南方周末：所以跟审查没有主要关系?

　　张艺谋：还真跟它没关系。审查是一直存在的，什么类型审查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固定机制。坦率说，今天的审查已经比30年以前好了很多，有一定空间了。当然我们每年都要唿吁，是不是可以更宽松、更好，这是要随着社会和国家发展慢慢改变的。

　　如果一个现实主义的题材卖到12亿，一部低成本卖了12亿，你不用操心，明年一定会有50个。50个里面49个都是垃圾，有一个是很棒的，又卖了15亿，你放心，后面就是100个。东西多了才会堆出一个塔尖来。

　　这种被市场绑架的心理是没办法避免的，尤其对年轻导演来说，他们受到的商业压力要比我们大，制片人对他们提的要求是非常直接的，你必须给我卖够多少钱。一开始他就修正了他的方向，向收回成本，或者向卖钱前进，这是他的敲门砖，对吧?

　　投资也罢，资本也罢，所有方面也罢，都是要赚钱的，所以在选择上就非常功利主义，非常现实。

　　我很期待《归来》有好的票房，不是说对我个人的影响，因为这个电影一定不会亏本。我期待这种现实主义的电影真的卖一个好票房，它的意义是在资本市场上，这是很要紧的。

　　南方周末：但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因为《归来》有市场考虑，才会放大人性的温情，缩减或者抽掉现实的残酷?

　　张艺谋：恰恰不是。这种类型决定了它的市场有多大，它绝对不会因为这点修正就增加了5000万票房。这是我自己专门做的，我觉得高级可能就高级在这里，这是我思考的结果。

　　如果有一天我们回顾历史，说今天拍的《归来》，是2014年的作品，是新类型。所谓新类型，就是我们不要再忆苦思甜，我们不要再控诉，再苦大仇深，让它用内敛的方式，暗流涌动的方式，甚至内伤的方式，去沉淀那个苦难。这是我有意的选择，跟票房无关，跟取宠观众完全无关。

　　年轻导演不需要第二个吴天明

　　南方周末：张艺谋好像从没提携或者帮助过哪个新导演，这是一种误解吗?

　　张艺谋：我们说吴天明，头儿对我们的帮助是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里，十几个电影厂的厂长决定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他手中拥有这样的权力，所以他的提携和帮助是非常直接和给力的。今天，我认为年轻导演不需要直接为他们做什么，所以我们不会看到第二个吴天明出现。

　　但这绝不是说上一代就漠不关心。我们看到有多少老一代艺术家仍旧在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哪怕他只是轻轻的一句话。

　　我觉得主要还是时代变了。我觉得年轻导演今天在中国，其实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市场，因为我们的投资。所有人看到了这样一块蛋糕，我自己都知道很多投资人拿着钱就在那儿发现新导演，2000万，3000万，也许5个亿，想再重复一次《泰囧》、《致青春》这样的奇迹。

　　机会比国外大很多，国外坑都满了，咱们现在是等鸡下蛋，鸡屁股底下掏蛋。所有跟过我的副导演，现在全部是导演。

　　现在开始的10年，是中国年轻导演最好的10年，有才华一定不会埋没。那些人要挣钱，他就会把你挖出来。

　　南方周末：你看得到钱在哪里，可钱未必找得到这些年轻人。

　　张艺谋：我现在要改编一个剧本，大编剧都被抢完了，有时候就会找一些所谓的枪手来帮我做文笔的工作。中戏、北电文学系刚毕业的，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我去找人家，人家后5年都签了，就签给公司了，买断了写电视剧。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一下子付了现金买断了，结果我连所谓枪手都找不到。

　　你常常感叹现在真的是拔苗助长一样，苗刚一出来，立即人才就缺。冯小刚那句话：人才。谁都看得到人才是生产力，《泰囧》也罢，《致青春》也罢，这几部新的导演作品，在市场上创造奇迹，首先就是靠这些人才，靠这些年轻导演的才华，对吧?

　　外国同行羡慕死了，他们导演系毕业能沾一点电影的边，闻一点电影的气，听两句电影的词都感兴趣，都简直烧了高香，大部分连门都沾不上。

　　我觉得今天对年轻导演来说机会大大的，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下还出不来，怪自己。就是习大大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这是我们陕西的一句老话。年轻导演机会很多，更多的是要好好努力。

　　南方周末：你的意思是，也不用你帮，对吗?

　　张艺谋：不是不用，实际上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中国电影的未来要靠年轻导演，我对年轻导演的作品是由衷的肯定。我只是觉得，不必再有像吴天明那种用权力，用真正的东西来扶持你。现在不是说扶上马走一程，现在是马满地跑，你能不能上去，能不能自己做一个骑手的问题了。很多人要拉你上去骑，你只要能骑得好，我觉得对年轻导演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