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多敏感：上不上春晚成了政治话题

　　持续了3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几乎已经成了中国春节的新传统，中国摇滚歌手崔健是否上即将来临的马年春晚突然为春节话题增添了政治意味。

　　春晚收视率创纪录，观众分布遍布全球，这是因为春晚也是世界各地大部分海外华人在春节的“必看”节目。

　　“摇滚乐存亡”

　　海内媒体关注崔健是否上春晚，起因先是音乐圈内有人爆料说“摇滚教父”崔健可能会上春晚，随后崔的经纪人对媒体谈崔健上春晚的事情，而春晚主办方则一直没有加入讨论。

　　崔健由可能参加到不参加春晚的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一些评论，例如有人欣赏他不参与歌功颂德的春晚，有人欣赏他不妥协和不谄媚的品德。

　　还有甚至人说，崔健如果上了《春晚》，中国的摇滚也就死了……

　　新华社评论说，崔健上春晚的相关消息被过度解读，似乎他上春晚唱“一无所有”就征服了“春晚”，否则就是春晚把崔健“招安”了。

　　评论指出，崔健1986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纪念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一无所有”一举成名。当时崔健的“一无所有”并非如后来渲染的那样具有反叛性。

　　“个人主义理念”

　　1989年中央电视台卫星将崔健的歌传到汉城奥运会前夜特别节目向全球播出。“一无所有”还在1989年3月获《人民日报》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奖。

　　崔健的“一无所有” 将中国传统音乐形式与现代摇滚元素相融合，歌词述说主人公在向一位嘲笑自己一无所有的女孩倾诉，抒发愤懑。

　　后来有评论说，歌词表达了一种“屈辱，缺乏个性、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情绪，代表了80年代中国青年人的失落和迷惘。

　　更有人认为“一无所有”表达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理念，“要唤起听众的情绪，激发他们反抗既定秩序的勇气”。

　　1989年天安门学生抗议期间，崔健更曾亲自到广场给学生演唱。崔健在2010年对BBC记者表白了他当年支持学生的立场。

　　此一时彼一时

　　腾格尔在80年代为蒙古国著名诗人蒙古国诗人奇·其木德长诗《我是蒙古人》谱曲，创作出同名歌曲，风靡海内外

　　80年代进入中国的摇滚乐似乎和那个时代的自由化和西化思潮相呼应，崔健的“一无所有”被赋予了反映1989年抗议精神的含义。“教父”这个词也同时期随好莱坞电影一起进入中国开始流传，崔健后来被支持者称为“中国摇滚乐的教父”。

　　但时过境迁，80年代的青年人已经步入中年。青年年龄段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的成长过程恰好是中国社会全面商业化和世俗化的过程。有分析说，大部分成长条件更优越的独生子女，受消费主义冲击，已经没有上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激情。

　　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关于“中国80一代人”的报道描绘了 80后的政治冷漠、及时行乐和物质主义。

　　如果说崔健的摇滚乐被赋予了80年代的政治含义，但时空转变，20多年前的政治是非仍然能唤起年轻人的共鸣。而对于年龄段属性很强的摇滚音乐，多少年轻人仍然会喜欢父辈时期的摇滚呢？

　　政治叙事手法

　　这就像80年代喜欢崔健摇滚乐的一代人未必喜欢他们父辈的歌曲一样。而他们的父辈大多是离退休者和老年人，这些人的一个重要消遣就是“唱红”，尽管他们“唱红”未必一定同红色歌曲代表的政治有关。

　　主导“唱红打黑”的薄熙来倒台后，“唱红”仍然是离退休老年人的经常消遣。在中国政治对音乐的干预并非总如外界评论想象的那般严重。

　　和崔健同时成名的歌手腾格尔在80年代为蒙古国著名诗人蒙古国诗人奇·其木德长诗《我是蒙古人》谱曲，创作出同名歌曲，风靡海内外。这首歌不分国界，受到包括蒙古国在内许多国家和地区歌迷的欢迎。尽管有人认为腾格尔的这首歌几乎成了泛蒙古主义的国歌，但当局并没有将其归入地方民族主义加以打压。

　　台湾诗人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噶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也成为深受中国歌迷喜爱并广为传唱的歌曲。席慕容的创作向来独立于中国政治之外，但并没有妨碍她的作品在中国流传。即使在中国，有些事情可能确实与政治无关。

　　对于崔健上春晚与否，原因如何，诸多报道并没有平衡的消息来源作依据，真相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比较清楚的是，崔健同1989年六四事件相联系成为大部分报道的关注点，而且相关报道的视角都是政治抗议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