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最大遗憾：导师没调教好学员

　　《中国好声音》凭借其成熟的节目模式和制作运营，成为这个夏天最受关注的文化事件。然而，从最初的一致好评，到结尾的一片质疑，制作方灿星制作团队也承认这并不是一档完美的节目。团队经验、学员包装、节目剪辑等方面都存在不可忽视的漏洞。对此，记者采访了灿星制作团队宣传总监陆伟，也采访了一些普通观众，从不同角度探究《中国好声音》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改进。

　　《中国好声音》在开播之前便做出承诺：节目不会考虑学员的身份、背景，也没有煽情故事和“毒舌”评委。但事实上它最终仍未“脱俗”，节目中还是有很多作秀的成分，有些“秀”适得其反，违背了“好声音”的宗旨。

　　意想不到的是，56位学员中，有“故事”的学员最终多未走得长远，反而是几位“简简单单”的人获得了更好的口碑。失去父亲的徐海星[微博]、大山里走出的吉克隽逸、小王子李维真、高考失利的郑虹，这些“有故事的人”都被陆续“揭穿”因而饱受质疑，这也无疑给他们未来的发展设置了很多障碍。非常会唱的徐海星最终以超低的票数惨败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张玮、王韵一、吴莫愁、梁博等人，他们在这个舞台上都没有讲故事。但事实上，他们并非真的没有故事，王韵一从小就是个孤儿，吴莫愁同样失去了父亲，但他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把这些经历讲出来博取同情，反而是节目做到最后，这些故事才被曝光，反而为他们增添了不少“分数”。

　　关于“故事”的争议，宣传总监陆伟表示，其实节目选择学员的标准仍是“声音”，后续的故事只是想让学员的形象更加丰满。第一季结束之后，团队也做出反思，由于制作经验不足，对很多学员的特色发掘得并不充分，一些个性学员也没有打造好，希望在下一季中这些失误都能得到改善。

　　反思【2】导师未导学员并非发生突飞勐进的变化

　　刘欢、那英[微博]、庾澄庆[微博]、杨坤[微博]四位导师无疑是《中国好声音》的一大亮点。他们在乐坛的地位直接影响着节目的号召力，四个人在节目中所展现的个人魅力都可圈可点。

　　然而，从导师最终的“指导效果”来看，学员的进步并不大。陆伟说，这是比较遗憾的一个方面。由于节目制作周期较短，学员的演唱水平并未发生突飞勐进的变化，甚至有些学员在后段的表现反而没有最初好。这也是节目组需要反思的地方，下一季会给导师和学员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导师充分发挥作用，让学员在前后阶段发生明显的变化。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从四位导师在第一季的表现来看，他们充当的角色作用，更多的是“评”，而不是“导”。特别是盲选结束后，在导师考核阶段的点评，切中要害的不多，多是“你的表现非常完美！ ”这样的客套话。四人相比，刘欢的多数点评都可以体现出一位声乐老师的专业水准，庾澄庆则代表了台湾音乐人的专业与敬业，那英和杨坤，更多的则是体现了真性情的一面。

　　反思【3】剪辑遗憾下一季力争让更多的学员露面

　　《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制作团队在国内电视领域是非常专业的。全场26个机位、1000多分钟的录制素材剪成两个小时，画面质量已经获得了观众的认可。特别是很多细节捕捉得都很好，递话筒、后台家属等细节画面的剪辑，让观众印象深刻。

　　然而，宣传总监陆伟在和记者总结节目漏洞时却对剪辑表示出遗憾。他说，由于这是团队第一次制作这种类型的节目，在各方面的经验还不足，节目最理想化的剪辑效果并没有呈现出来。

　　在这方面，观众也会有所体会。比如，最终的“年度好声音”梁博，其盲选时的画面在节目中的播出时间只有几十秒，还有大批学员也只是一闪而过。陆伟说，下一季会在剪辑方面有所突破，争取让更多参与录制的学员都能出现在节目中。

　　总裁田明回应质疑：媒体评审团让我感动到流泪

　　《中国好声音》从终极考核开始，媒体评审团的出现便成为最大争议。有不少网友和观众认为，这些媒体记者根本不懂音乐，甚至容易被节目组操控，影响了栏目的质量与公正。

　　事实上，对于媒体评审团的设置，总裁田明也曾犹豫过。在节目中引入 99位媒体评审是《The Voice》模式的第一次尝试，因为广电总局今年下发的批文要求歌唱比赛必须“以唱为本”，要严格控制主持人串词、评委点评、选手感言的时长，也禁止包括手机、网络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因此制作团队与版权方协商后，决定由媒体评审团代替大众投票。

　　然而，加入媒体评审团之后，场内、场外都曾引发争议，媒体团与导师都非常较真。田明说，当时由于没有跟媒体和导师沟通得非常清晰，导师对可能发生的状况和一些变化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摩擦的产生是由于双方的真诚，这与‘好声音’对真实的追求不谋而合。所有争执都是‘较真’的结果，媒体评审团和导师之间的互动让我流泪，但后来问题迎刃而解，那英主动表达了一个姿态，而媒体又起立为那英鼓掌，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田明认为，这种较真本身就是“真人秀”的一部分，特别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