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女排超一半选择海外生活 杨希成房产富姐

　[提要] 中国“老女排”的队员们自1984年起便纷纷退役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当时国家退役的许多优秀运动员都选择到国外球队效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既能挣钱又能开眼的好机会。中国“老女排”中有一半以上选择了出国，留在国内的队员有的成了国家干部，有的经商成了富姐。

　　球场上是英雄，生活中可能只是个普通人，这是作为运动员必须面对的现实

　　1980年的春天，冬日的萧瑟过后，万物复苏。

　　北京大学校园内，欢呼声如海潮般一波波涌动，学生们把体育馆围得水泄不通。

　　“女排来了！女排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流向这里汇聚。突然，不知是谁，把一名女排姑娘抬了起来，紧接着立刻又有几个姑娘，被热情的学生们举过头顶……

　　1979年底，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亚洲锦标赛冠军，立刻成为全民偶像。

　　“那个景象太难忘了，学生们都沸腾了，我是躲在郎平她们这些大个子球员后面才进到馆里的。”时任国家体委宣传司教育处处长、后来以女排为主角写下报告文学《中国姑娘》的鲁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回忆说，那天，女排姑娘们都被大学生的热情“吓坏了”，“大家开玩笑说，以后拿了世界冠军也不敢来了”。

　　第二年，中国足球队将参加亚洲锦标赛，而女排将去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全中国人都擦亮了眼睛。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中国体育事业的春天就要到了，而女排有可能就是第一响春雷。”

　　女排队员张蓉芳私下里曾跟鲁光说：“我们和冠军就差一个台阶了，一迈腿就可能上去。”她的话在那一年成为了现实。1981年，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3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搜狐联想2008奥运、联想官网）上，她们拿到了奥运金牌。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原本起自男排入围世界杯决赛的口号，因为女排的惊人战绩而传播更广、更鼓舞人心，成为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最强音。

　　20多年后，这些昔日让举国若狂的女英雄们，有的久居国外，有的成了商场精英，有的供职政府部门，也有的只是平凡的妻子和母亲。

　　拼搏精神也不是生来就有

　　“1981年春天，女排在湖南郴州训练，我为了写《中国姑娘》，专门和她们一起住了半个月。”鲁光说，当时训练基地在一个公园里，公园的另一角关着很多猴子。女排队员陈招娣曾跟他开玩笑说，“我们也像一群猴子，满地滚翻，耍我们的就是袁（袁伟民）邓（邓若曾）两位指导。”

　　今天的女排总教练陈忠和，那时是男陪练。鲁光说，他眼看着陈忠和站在高凳上，居高临下使劲往女队员身上扣球。“姑娘们都是闭着眼睛接球，球打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叫喊声、球落地的咚咚声，听得他胆战心惊。

　　为何如此严酷地训练？队长曹慧英告诉鲁光，她们和苏联队比赛的时候，隔网看到，人家的腿比她们的腰都粗。“她们的大力扣杀威力太大了，我们不这么练，怎么对付她们啊。”

　　当年女排的技术顾问李安格如今已经80多岁了，他曾经提出了“快速反击”理论，发明了“单脚背飞”和快抹技术，在女排的成功之路上，是个幕后英雄。

　　他说，当时国家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训练原则---“三从一大”，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这是60年代中，日本队教练“魔鬼”大松博文被请来对当时的女排队员进行“极限”训练时采用的方法。“文革”后，刚摘下“法西斯教练”帽子的中国教练们，还普遍有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谨慎。

　　“女排组队是1976年，袁伟民是教练，他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也是一个严厉得很有技巧的人。”李安格告诉记者。

　　1980年前后，女排姑娘们被拉到美国训练。运动员们没出过国，也没坐过飞机。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很多队员都不太适应，一路上疲惫不堪。飞机终于落地，大家被拉到宾馆里，累得只想睡觉，结果电话铃响了：立刻集合，开始训练。

　　见到队员们，袁伟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坐飞机难受吧，谁吐了？12个队员都举了手。袁伟民又问，谁吐得最厉害？上海姑娘周晓兰腾地第一个把手举起来，她想怎么也能休息半天。结果袁伟民笑呵呵地对她说：你今天加练40分钟。

　　“从那之后，队员们再也不敢喊苦喊累了。”在李安格看来，拼搏精神也不是生来就有的，需要不断激励和培养。

　　“女排五连冠的总结是我写，一个队伍能打世界冠军，而且打了五次，一定有它的绝活。我觉得中国女排最大的经验有两个，一是拼搏精神，二是敢于创新。”李安格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体育已经不是简单的竞技比赛，它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超过一半女排姑娘选择海外生活

　　1984年起，“老女排”的姑娘便纷纷退役，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那时候，我们国家退役的许多优秀运动员，都到国外去，效力于国外的球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既能挣钱又能开眼的好机会。”李安格介绍说，当年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冠的女排队员们，有一半以上选择了出国。

　　“铁榔头”郎平，1986年退役后先到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学英语，1987年4月以公派自费身份到美国留学。

　　在争取到旧金山旅美华侨“新中国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后，郎平又到新墨西哥大学预科部英语补习班学习。1988年通过托福和GRE考试，开始攻读体育管理系现代化专业硕士学位。

　　1989年，郎平到意大利摩迪那俱乐部打球。1990年，她应邀回国带领中国女排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女排锦标赛。第二年，她回到新墨西哥州。后来历任八佰伴全明星队和世界超级明星联队主教练，并应邀出任美国排球协会全美训练中心总教练，事业发展非常顺利。

　　1995年2月15日，郎平再次回到北京，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1999年3月因身体状况不佳而辞职。如今，她又作为美国队主教练出征北京奥运会。

　　从国内到国外，从运动员到教练，多重身份的转换也让郎平丧失了很多东西。婚姻就是她心中的隐痛，她曾经说：“哪怕做个家庭妇女，有健康，有家庭，就是幸福。 ”

　　被中外记者称作中国队“秘密武器”的主攻手侯玉珠，也曾是“海外军团”的一员。

　　1986年退役后，23岁的侯玉珠就读对外经贸大学。1990年，她去了德国，加盟斯图加特俱乐部。1994年底，在海外漂泊了近5年的她回到国内，任职福建体育中心副主任。现在她是福建省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主任，兼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

　　当年的二传手杨锡兰则长期住在国外。1989年她28岁时退役，被介绍到瑞士洛桑奥委会总部、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博物馆、联合国在瑞士的机构工作。后来，因身体原因，杨锡兰辞职，近两年她基本在治病，同时照顾家庭。

　　主攻手姜瑛走的也是同样的路。1988年，25岁的姜瑛退役。两年后，她与丈夫到澳大利亚担任南澳洲体育学院女排训练队教练，连续6年在澳大利亚女排联赛中获得冠军。2003年，当了13年教练的姜瑛辞职，相夫教子。2004年底，她受邀出任澳国家女子排球队教练。

　　也有个别女排姑娘，出国之后，并没有重操旧业。

　　被誉为“天安门城墙”的副攻手周晓兰，当时被公认是最漂亮的女排队员。洛杉矶奥运会后，27岁的她退役进入上海体育学院学习，就职于国家体委。1995年，已经是副司长的她辞去公职，随丈夫定居美国。现在周晓兰在马里兰州爱德华市的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做工程师，是公司部门负责人。

　　中国的“山口百惠”杨希跨出国门的时间，比她们都更早一些。1982年，26岁的她就从国家队退役并结了婚，随丈夫到美国读书，获得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奖学金，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回国后杨希投身房地产，创办了“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如今，她已是老女排的首位“富姐”。

　　鲁光说，前不久他还到杨希北京的公司做客，鲁光开玩笑说，那恐怕是北京最高档的楼盘了。

　　球场上是英雄，生活中是个普通人

　　“球场上是英雄，生活中可能只是个普通人，这是作为运动员必须面对的现实。”搞了一辈子体育，李安格对于运动员人生道路的曲线，非常熟悉。

　　留在国内的“老女排”队员，有的当了国家干部，有的下海经商，大部分人已经淡出公众视线。

　　来自四川的张蓉芳，1987年曾被请回来担任国家女排的主教练。李安格回忆说，当年张蓉芳是“临危受命”，比赛两个多月前执帅印，当时她已经怀孕3个月。结果她带领老女排，获得了第五块金牌。

　　今天的她已经是排协副主席，也是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

　　副攻手朱玲活泼爱笑。1984年，27岁的朱玲退役后，担任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带职入四川大学学习。在这之后，朱玲经历了两次婚姻：1987年丈夫因病去世，1992年，她和现在的丈夫曾山结了婚，现在，她已经是四川省体育局的副局长。

　　女排第二任队长孙晋芳的为官之路比较顺当。1983年，因为严重伤病，有“神二传”之称的孙晋芳，在28岁时退出国家队。后来，她出任江苏省体委副主任，分管全民健身和体育推广经营等工作。

　　2001年初，孙晋芳开始主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至2003年，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大幅度攀升，不到三年销售总额就达570亿元，超过过去7年总和。2003年，为备战雅典奥运会，体育总局又将她调入国家网球管理中心，担任主任至今。

　　热情似火的陈招娣，现任总政文体局局长，肩扛两杠四星，成了“陈大校”。

　　上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国掀起了“下海热”，刚退役不久的女排姑娘们，也有不少人赶上了这趟历史快车。

　　年纪大一些的球迷应该都还记得“笑面黑娃”梁艳，“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人缘也好。”李安格这样评价。

　　退役后的梁艳，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到《新体育》杂志社工作了4年，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商浪潮，思想活络的她，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海”了，创办了“梁艳体育广告公司”。

　　“除了收入一般，其他还满意。”她曾开玩笑地说。实际上，在1992年和1996年两届奥运会上，她的公司都做过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广告代理。

　　“文革”后女排第一任队长曹慧英也被这股风吹到了“海里”。1982年，28岁的她退役后进入北京体育学院进修，毕业分配到原国家体委的中国国际体育旅行公司任副总经理。

　　90年代初，曹慧英辞了职，随丈夫一起办公司，从事体育文化领域内的经纪业务。她还有一座颇有气势的“龙德行大厦”。2007年以后，曹慧英全家移民加拿大，如今，她是加拿大体育发展公司、美国体育发展公司的董事长。

　　还有太多大家曾经十分熟悉的身影，在你我的身边静静生活着。

　　“无声手枪”张洁云，现在是江苏省国际体育交流中心副秘书长、江苏省体育旅游社的副总经理；人称“小孙晋芳”的周鹿敏，现在是上海体委社会体育中心的干部……

　　陈忠和曾经在《笑对人生》一书中详细回忆了他和这些女排姑娘的往事。在书稿末尾，他说：“她们全部步入中年了，但是 ，中国排球史上，她们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功臣。”（特约撰稿邢静、兰燕飞、马俊岩对本专题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