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对于徐静蕾来说是幸运的，30岁的她终于摆脱了“玉女”这个类似“花瓶”的称呼。`她执导的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拿了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影片自3月4日上映以来，票房一直平稳上升，还在第一周夺冠，达到预想中的上千万的目标指日可待。如果说这之前的《我和爸爸》还让大家对她的界定在演员和导演之间徘徊，那么，现在“导演徐静蕾”这个称谓已经显得理直气壮了。
关于《来信》
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不认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非常孤独，因为不能真正被理解。
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20出头的时候，徐静蕾根本不敢想30岁，“那时候觉得超过30岁的人都特别枯燥，心想，到了30岁，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可一眨眼自己就已经快过完30岁了，她并没有惊出一身冷汗，“真到了这个岁数，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而比二十多岁的时候感觉更好，因为约束少了，可以做许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这些不敢想的事当然包括做导演。
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遭遇了不少批评。有时候她会上网去看各种评论，“一个网友说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他说，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不认识。许多人不理解电影中的姜文怎么会一次次地认不出我来？我拍的也许有些极端，但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的陌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孤独，因为不能真正被理解。”
她不介意那些对影片的批评，她自己也知道，片中人物略嫌单薄，故事节奏也有问题。“有缺点是好事，我才有改进的机会。我最不乐意听到的是，不相信天下会有这样痴情的女人，不相信一个男人足以让一个女人空守一生。说这话的人还不了解人生有多复杂，多奇妙。”
为了证明这一点，她讲发生在周围朋友身上的故事给记者听。“生活真的是无奇不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这世界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然，这也跟每个人的经历有关，经过的事多了才能相信生活的复杂。而我现在不过是只井底蛙，只是我的井口越来越大了而已。”
关于“玉女”
如果我是“花瓶”，那这世上人人都是“花瓶”。
“小时候，我也顶多就算个眉目清秀，从没觉得自己是美女。”逼问徐静蕾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模样挺吸引人的？她答，19岁考大学那年。
原来她选择表演专业也是个巧合。“当时考中央工艺美院服装系没考上，然后又去考中戏的舞美专业，也没考上。走出中戏大门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师问我，是不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我说不是。他就鼓励我说，我看你就该是，去考北电吧。
我于是就去考了，没想到竟然考上了。那时，我才知道，自己长得还行。”
然后就有了《爱情麻辣烫》里站在马路对面迎风微笑的清纯形象，被很多人喜爱和欣赏至今。可她本人早就不耐烦那些偶像剧里巧笑倩兮的模样了。
“为什么不喜欢被称为‘玉女’呢？作为女人，总还是高兴的吧？”记者欲探究她的真实想法。
“当然最初还是喜欢的，说你好看哪有不高兴的？何况一当了‘玉女’各种品牌都来找你拍广告，挣钱多了，就可以去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
可是有时候，被人这么一叫，似乎就是被认定成了个没有内涵的“花瓶”。在她主演的偶像剧盛行时，的确没人知道她还有什么别的本事。对此，她愤愤不平：“我要是‘花瓶’，那这世上人人都是‘花瓶’！”
从小画画又练书法，而且总是很有想法的她自然不甘心就这么被人误读，于是她决定远离这个没前途的称谓，而这对她不是难事。于是，就有了《我爱你》中那个歇斯底里、蓬头垢面的“小桔”，也有了年产一部电影的“导演徐静蕾”。她的突围之役，打得轻松又漂亮。
关于父亲
倔犟的她在他面前，服贴得很。问她会不会以他为标杆寻找意中人，她大叫：“我才不会找像他那么凶的人呢！”
和徐静蕾聊天，“爸爸”是个经常出现的词。第一部影片《我和爸爸》多少也和父亲是她生活中的重要引导者有关。她告诉记者，父亲经营了一家户外装潢公司，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我和爸爸》中有一部分投资还是来自父亲的支持。
她自信、自立的性格也全都拜父亲所赐。小时候，父亲对她的管教极其严格，逼着她学画画，练书法，而且把她当男孩一样来培养。去少年宫，看见有那么多文艺类的兴趣班，她好羡慕，可父亲说，咱不学那个，消磨意志，容易让人浮躁；学书法，别的女孩练清秀的柳工体，父亲却让她练粗大的颜体；到了爱上多愁善感的宋词的年纪，父亲让她背《出师表》，因为宋词让人敏感、脆弱，害得她只好偷偷地看。自然她考上表演系的事是瞒着父亲的，怕他看见女儿终于还是“文艺”了，暴跳如雷。直到复试通过，她才如实招来，父亲想拦也拦不成，也就妥协了。
在家里，父亲是至高权威，倔犟的她在他面前，也服贴得很。“没办法，他太凶了，怕他。”问她会不会以父亲为标杆寻找意中人，她大叫：“我才不会找像他那么凶的人呢！”
话虽这么说，但其实她的性格深受他的影响，强硬而泼辣。她说，一次拍片，其中一个男演员被另两个男演员欺负，当众开极恶毒的玩笑。受欺负的人不吭声，忍着。可她不依了，袖管一捋，就冲两人大骂。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想到出头的竟是她。“我就是看不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人。”她说，语气中还残留着一丝愤愤不平。
她也不会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成了明星后，还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随便乱逛，去人多的地方也不会像别的明星一样老戴着副墨镜，“又没太阳，装什么装啊，戴了才是想让别人认出来呢。”
关于友谊
等到老了以后和朋友们坐下来看这些片子，回忆当年的情景，那该多好啊。
也许观众们都不知道，在她自己导演的两部影片中，许多群众角色都是她的亲朋好友。她的弟弟成了为黄觉开车的副官，苏小明和张暴默，也都是平时玩在一起的朋友，还有她和姜文身边穿梭的红男绿女，全都和她沾亲带故。
“我这么做就是想等到老了以后和朋友们坐下来看这些片子，回忆当年的情景，那该多好啊。你说比工作还重要的是什么，不就是亲朋好友，所以我要留个纪念。”
“看来你拍电影存着很大的私心啊。”记者说。“那就存呗，拍电影就是为了好玩儿，这样的工作群体，让我们在拍摄时非常愉快。小时候老师老教导我们要能吃苦，我觉得能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干嘛非得很严肃地给自己找罪受呢，我会尽量开心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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