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流：中国电影距离奥斯卡有多远？

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活动结束后，又听到一年一度大陆影人的评论。首先是张艺谋导演感慨：中国人了结奥斯卡情结至少需要30年。张导的长期合作伙伴、制片人张伟平则乐观得多，信心十足地放出豪言：张艺谋的下一部影片《十面埋伏》“要称雄奥斯卡“。


我在前年看过张导的《英雄》和去年何平的《天地英雄》之后，曾分别预测了两部影片不会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英雄》好歹入围最后提名，而《天地英雄》则连提名候选都没有进入。


其实，无论《英雄》还是《天地英雄》，都是不折不扣的商业电影，好像阿诺的《终结者》系列（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既然是商业电影，就没必要打破脑袋往奥斯卡那里挤。近几年来，奥斯卡已经越来越被艺术片所占领，尤其是最佳外语片奖项。


对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来说，评委们不会以电影的制作成本和其他技术上的效果去裁判谁来摘得桂冠，因为只要是非美国本土的影片，再大的制作也不能与好莱坞影片相媲美。评委们更看中的是电影故事，是体现在故事人物身上的复杂人性。


所以，我在这里不想对于中国电影的其他要素，包括演员演技、摄影、道具服装、音乐、特技、节奏、后期处理等进行评论，只想就影片的故事和角色刻划，谈一谈我的看法，看看中国电影与奥斯卡奖到底距离多远。


《英雄》和《天地英雄》中，对于“英雄”的描绘，在我看来，并无甚差异。这种传统观念上的英雄让我回到自己十三岁时敬仰的《三国》、《水浒》人物，对君忠，对友义，对弱者仁，对敌人勇，这样的英雄故事，我们的祖先已经讲述了几千年了，顶天立地般地雷同。　　　　电影首先要叙述故事，故事的发展通过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一系列冲突而展开，角色的性格也是从这些冲突中体现出来。故事往往是这样开始的，主人公要完成一项任务，来自各种各样的阻力试图阻止他实现自己的使命，经过与这些阻力的节节交锋，故事推展到高潮，主人公或成功或失败，结果都使其对某一种价值观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看似就这么简单，但成功的剧本和成功的角色刻划与众不同的地方，正是在于他们探讨人性深度和人类面对的冲突层次的深度不同。


　　美国着名的电影理论家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Ｋｅｅ在他的经典着作“Ｓｔｏｒｙ”一书中有过精彩的论述，这本书已成为今天美国电影电视编剧们的“圣经”。　　 他将人类面临的冲突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人与环境的矛盾。地震、雪崩、飞机失事、恐怖分子袭击，均属于天灾人祸，在这类事件中，人们所体现的各种人性侧面是最易于表现的；坚强、勇敢、懦弱、妥协、自私、高尚等等，在面临外来压力时最容易表露。揭示这类事件所引发的斗争往往结束于正义战胜邪恶、人定胜天或人不可与天斗这个结论中，易于引起观众的共鸣。这类题材的影片最多，也最浅显。


　　第二层：人与周边人的矛盾。父子、母女、情人、爱人、仇人，包括上级、朋友、江湖上的兄弟，都在这一层次上。几乎所有电影，包括涉及第一层矛盾的，都会反映到第二层的矛盾，只是因为要表现的主题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这一层矛盾揭示得好的，反映在角色身上的情爱、关怀、妒忌、怜悯、同情等等，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表现，可以很轻易地使观众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自己的生活环境，引起的共鸣更切身，更深刻。绝大多数好莱坞影片和中国影片就停留在这一层，揭示这一层冲突最典型的艺术形式是肥皂剧，没完没了、一环又一环的勾心斗角、爱恨情仇把人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人际关系折腾个底儿掉。


　　第三层：人与自我的矛盾。这是最难把握，但给予观众最多回味的一层。这一层区分了好故事与经典故事，好电影与完美电影。这一层次上人物的彷徨、疑虑、自我探求、自我否定、绝望和再生，使观众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自己，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引发的感触是非常强有力的。观众是要在影片中寻找自己，越是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心路历程象近的角色，越容易引起强烈的共鸣。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观众和评论界越来越青睐这一类影片。


　　以众口皆碑的《教父》为例，从第一集到第三集，从老教父到新教父，影片的主人公始终处在一种自我矛盾的状态中。老教父为了不受黑社会的欺压，拉出了自己的队伍，显赫的威望和富足的家业阻止不了江湖上连年不断的纷争，试图为自己为子女带来平稳安逸生活，却最终使得自己及家人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处于受到威胁的状态中，多年积攒下的派系恩怨使自己深陷其中，欲罢不能。老三早年是最不愿介入家庭事业的人，父亲的去世，长兄的被害，二哥的无能，将他推到了继承家业的位子上，他时刻注意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却在临近“解甲归田”之际，爱女为掩护他而被射杀。Ａｌ　Ｐａｃｉｎｏ瘫坐在剧院的台阶前，怀里抱着死去的女儿，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的镜头，成为好莱坞的经典。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最终却使得亲人得不到根本的保护。


　　再来看颇为西方观众看好，而在华人观众中反响不一的《《卧虎藏龙》》，之所以有别于传统武侠片，在人物刻划上的原因。主人公李慕白年轻时追求江湖上的自由而成为侠客，中年之后领悟到即使人在江湖，却仍是身不由己，江湖有江湖的规矩。爱上的女人是师兄的女人，在爱与义之间做出决断，该牺牲的是什么呢？即使一朝挂剑而去，装做对世间的明争暗斗无动于衷，内心却感到有违江湖上行侠仗义的原则，在明哲保身与伸张正义之间做出选择，那身后的评说又该如何交与后人呢？一个人一生的追求在最后发现自己陷于不能两全的境地，也许只有一死，方能解脱。行为的目的与结果常常相违，成功的时刻就是发现自己毁灭自己之时，或自己将自己毁灭才能达到舍身成仁的意境。


　　无论是《英雄》还是《天地英雄》，都缺少这一层次上的冲突。


　　西方的观众喜欢看到的是“人”，与自己一样的充满自身矛盾的人，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不是如此吗？你的工作是向全世界兜售天下大一统的麦当劳汉堡包，而你自己真正喜欢的是家庭餐馆特色风味的汉堡，你公司的节节扩张，挤垮了一个又一个你家街角的、每次进门都能叫出你名字的、知道你口味喜好的家庭快餐店，商业的全球化和一声的个性化之间，这个世界到底应该走向哪里呢？或者，你出国多年，却时刻想着海龟，父母已近晚年，不适应美国生活，子女正直成长，对你生长的文化缺乏认同，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价值被放在天平上，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呢？


　　美国也曾经拍过一部名叫《英雄》的影片，从遇难飞机中抢救出受伤乘客的“英雄”，自己却是个负债累累的穷汉，面对冒名到电视台领取奖金又深感内疚试图自杀的朋友，是揭穿对方、要回自己应得的奖金而眼看着那个家伙从楼上跳下去呢？还是息事宁人放朋友一马自己回到监狱去服欠帐不还的刑？大家不妨找来片子看看，达斯汀霍夫曼的表演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立体的英雄远远丰满过二维的传奇人物。


　　传统的剧本写作中，主人公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都身负某种使命，使命的完成过程中，交织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近年来，西方许多艺术影片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刻划中，都不约而同地加进了主人公潜意识中的另外一个“欲望”，这个潜在的欲和自己的使命之间存在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埋伏下了，只是主人公自己并不清楚。在故事推展的进程中，主人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自我（ｔｒｕｅ　ｓｅｌｆ），越来越认清真实的自我与自己希望达到的（或是别人眼中的）自我之间的冲突，从而在故事的高潮时做出自己理智的选择。这样的影片例子有很多，我就不一一枚举了。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不如与“自我”的斗争更深刻，更具启示意义。西方有这么一句话：“Ｗｅ　ａｒｅ　ｏｕｒ　ｏｗｎ　ｗｏｒｓｔ　ｅｎｅｍｉｅｓ。”如何战胜“自我”是人类面对的终极矛盾。


　　西方社会对人本的关心远大于对人的社会责任感或是群体责任感的关心，这在西方文学里已经表现的很清楚了。深谙此道的哈金在《等待》中讲述了一个个体的困境，等待的结果并非是自己想要的结果，也许主人公迟迟等待多年而没有完成那个等待的过程本身，才是他潜意识中理想的状态，一个贤惠持家悉心照顾公婆的老婆和一个爱着自己的情人同时存在，各自完成各自的角色，一旦角色发生变化，理想状态就消失了，留下的还是无奈和怅然。


　　由此来说，《英雄》的结局也许可以是这样：“英雄”在大堂上刺杀皇帝成功，暴君终于殓尸龙案之侧，普天欢呼。但是，继之而来的是群雄并起，中原再逐鹿，百姓重陷水火，民不聊生。“英雄”见此情景，方知“安定团结”是百年大计之首，悔于自己年轻不谙世故，为哥们儿义气而起杀机，或为了地方军阀余党的私仇，而耽误了党国“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终于自觉无颜面对百姓，拔剑自刎以谢天下，不失为知错认错的好汉。无论是“英雄”刺秦成功，还是如电影那样，被皇帝几句话就把多年的信念给摧毁了，都不能完成“英雄”的自我突破，人物刻划便苍白了许多。


　　那位说了：历史不是那样发生的？


　　历史也不是象电影里那样发生的，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