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来生，来生年纪轻轻又回来，我还是想回到这个江湖……我觉得可能这世上没有比我们这个江湖更好的地方，尽管很多人不喜欢，但我来生还会再来。

“我其实是一个孤单长大的小孩。我也在成长中有很多的怨和不原谅，比如对我父亲。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写了一首诗叫《铁青》，因为在我的心里，父亲就是铁青的。但到了50岁的时候，那些从小孤单着长大的东西都已经慢慢淡去了，远去了。所以当然是要感恩的。包括对我的父亲，我把他的骨灰按照他的遗愿洒在旧金山海湾时，正好有一对年轻夫妇推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走过来，正好就在那时候出现在镜头里，而就在那个时刻，我已经原谅了我的父亲……”

“如果有来生，来生年纪轻轻又回来，我还是想回到这个江湖……我觉得可能这世上没有比我们这个江湖更好的地方，尽管很多人不喜欢，但我来生还会再来。”

2019年11月14日，是高晓松的50岁生日。路走了五十年，他的内心却仍是此间少年。

十年前，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年轻的时候，每件事情你都想明白，因为老觉得，有些事情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张。后来等老了才发现，那慌张就是青春。你不慌张了，青春就没了。”

慌张过后，从六十年代末尾走来的高晓松，最为可贵的是看尽人情冷暖后，身上仍然有一种少年意气。

作为一个饱学之士，他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后来所造就的一系列文学音乐作品，其实都有着纯艺术之外的意义。

五十而知天命，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浮之后，他活得比大多数人要明白，一言一语中，随处显现着岁月赋予他的智慧。

飞逝而去的是过往烟云，坦然留下的是蓊郁风景。即使山风吹过，恍若隔世，他依旧喜欢这匆匆而过的五十年。

高晓松的前半生已经度过，他内心的波澜壮阔，早已隐匿在自己的年月深处。





从理想主义时代走来的高晓松，不可避免地与许多有趣的灵魂有了契合的连结。

在白衣飘飘的年代，大家为了音乐，不惜推着自行车走十几里路，只为驼回一只音响。

那时的高晓松烫着一头时髦的卷发，穿着一尺宽的喇叭裤，没事的时候就和老狼跑到北大的草坪弹琴。

1990年深秋，高晓松与女友“红”相识并相恋。之后，两人租了一间民房。

一天清晨，高晓松为红梳头，寂静之中他突然大喊一声“有了”，只见他迅速放下手里的梳子，来不及找纸，就在一本书的封底上，记下了瞬间的想法。

这段突如其来的文字，就是歌曲《同桌的你》的初稿。

1993年，高晓松终于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他邀请让老狼来唱这首歌。



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在校园舞台唱歌。停电了，便从牛仔裤的口袋中拿出一只打火机打火唱，直到整个学校的体育馆被星星之火照亮。

高晓松是个在人群中长大的人，所以他永远离不开人群的热闹，他孜孜不倦地寻觅着同类。

1994年，一首《同桌的你》让二十几岁的高晓松几乎收获了当年所有的音乐奖项。而彼时的朴树，只是一个喜欢音乐的辍学青年。

这一年的一个晚上，高晓松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用很结巴的声音问：“你是高晓松吗？”高晓松说：“我是。”他说：“我叫濮树，我想卖歌。”

高晓松也随着对方的话顺下来：“那行啊，我去找你吧。”

就这样，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产生了交集。朴树当时唱了《火车开往冬天》，他的嗓音脆弱动人，听得高晓松浑身上下乱掉鸡皮疙瘩。



由于对朴树的欣赏和惜才之心，高晓松拉着刚回国的师兄宋柯成立了麦田音乐，自掏腰包，先帮朴树录了两首歌。

就连“朴树”这个名字，其实也是高晓松给改的。

朴树的原名是濮树，但这个字生僻又难记，于是高晓松就把“濮”变成了“朴”。

为了让朴树的才华发光，高晓松尽力了。

朴树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好在高晓松懂他。对音乐共同的纯粹追求，成全了两个人的友情。



他最初成立麦田音乐是为了两个人，一个是朴树，还有一个是叶蓓。

1995年的某天夜里，高晓松和郑钧、谢东一群人来到酒馆，围成一桌，喝酒聊天。他偶然听到了叶蓓的歌声，觉得有些惊讶，便通过音乐总监找到叶蓓。

后来高晓松写了一首《白衣飘飘的年代》，叶蓓身上的脆弱感，配这首歌刚刚好。

叶蓓后来说，高晓松是她的伯乐。

从左到右：叶蓓、老狼、高晓松

2016年高晓松写下“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样的歌词，歌唱的人儿正是许巍。

许巍一直是高晓松的粉丝，所以当高晓松找到许巍时，他看词写得不错，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不喜欢上网的许巍，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知道《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首歌已经火遍四方了。

高晓松说总有些人批评他的诗与远方，说父母尚在苟且，谈什么诗和远方。但他们不知道他的那个年代是真的有诗和远方。

中国八十年代民谣的土地一大块都让高晓松占领了，从朴树、叶蓓、老狼到尹吾、周深……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

2012年的时候，在北京万事达中心举办了“此间的少年”-高晓松校园民谣作品演唱会，老狼和高晓松在结束的时候，合唱了他们最爱的《恋恋风尘》。

那真是绝无仅有的一场演唱会，高晓松就是那个从来没有失去过自我的少年。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这句话如今在网络上已成为人人皆知的箴言。后来，高晓松多次说过，这句话源于自己的母亲张克群。

高晓松生于1969年11月14日，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孩子，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音乐天才，一路名校，拥有着别人无法复制的人生。

用高晓松的话说：当你的爷爷是清华大学校长，外公是熟操四国语音的科学家，舅舅是科学家、教授兼博导，妈妈是建筑学家，你要是不能当上个什么专家、学者，就会有一群人说你“长坏了”。

是的，在清华大院儿里，硕士在他们家等同于文盲。

有了自由和文化的基石，高晓松接下来的人生故事便都顺理成章了。

自小是学霸的他，在19岁那年以超出分数线60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最好的专业—电子工程系。

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高晓松的父母早就替他规划好了人生蓝图：读完清华，就到国外留学读博，然后成为某个领域的学者或科学家。

然而高晓松不愿走父母为自己铺好的平坦大道，他想去追寻自己的音乐理想。



1988年，他与老狼、蒋涛组成了青铜器重金属乐队。几个年轻人在北京各种地下摇滚音乐会，与崔健、唐朝乐队、黑豹乐队同台演出。

大二那年，高晓松跟家里说以后要专心做音乐，家里没有人支持他。高晓松就跟他妈妈打赌：我要是能用吉他养活自己，你就同意我退学组乐队。

于是高晓松被扔到天津，他唱歌卖艺，结果一天下来赚了五毛钱，便灰溜溜地回了家。

这次经历并没有浇灭高晓松对于音乐梦想的热爱。

1990年暑假，海南一歌厅竟给他们发来邀请：“希望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乐队的其他人都因为海南太远而心生畏惧，只有21岁的高晓松和老狼背起了吉他，远走海南，唱一晚，给20块钱。



高晓松从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清华退学，彻底走上流浪歌手的道路。

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打的士，第一次吃菠萝。然而，诗和远方的路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海南毗邻广东，当地人都喜欢听粤语歌。高晓松和老狼的校园民谣根本无人问津，唱了好几天也没拿到工资。

两人囊中羞涩，剩下的钱只够一个人买票回北京。高晓松毫不犹豫地把这张票让给了老狼，自己则辗转到厦门，在厦门大学待了半年。

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群玩音乐的朋友，每天聚在一起唱歌写诗，过着从前慢的日子。

高晓松后来在回忆里写：一生当中，再没有哪一年像1990年那样漫长、欢乐和忧伤。





“我妈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生活还有诗和远方。

谁要觉得你眼前这点苟且就是你的人生，那你这一生就完了。”

长大之后，高晓松对母亲说的这句话越来越深信不疑。

迄今为止，高晓松大概去过三十多个国家了。每到一个地方，就买一辆车，玩一段时间就把车卖了，再去下一个地方。

他在旅途中碰上一堆人，很快成为朋友。甚至跟着人家一起组乐队卖艺弹唱，到荷兰，到西班牙，到丹麦……

旅程左右万里，护照四十八页，每个终点高晓松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很多人说：“还不是因为他的生活足够富足，所以才能做到。”

其实，这都是在他一穷二白的时候“玩的”。而后来，他竟然因为这些“玩”，成为了自己最初想要成为的人。



谈及自己这一路，高晓松说自己的潇洒，归功于“听妈妈的话”。他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财产困住，他的母亲至今还背着背包在世界各地流浪。

高晓松从来不怕随遇而安，所以当他做唱片公司赔了钱，就跑去周游世界，“哪怕钱全花光也没关系。”他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出发了。

这才有了他后来在《晓说》里感慨：世界不是苟且，世界是远方。行万里路，才能回到内心深处。

从南极到北极，从东方到西方，从所有自己梦想要去的地方，到自己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高晓松都去了。

另一段在外人看来难熬的时间，就是他因为酒驾坐牢的时候。但高晓松却说，那是一段最特别的时光。

他明白了很多。比如，生命、自由、珍惜……

未来不是岁数，未来是迷雾，读万卷书才能看清皓月繁星。



近些年，网络脱口秀、《晓说》、《晓松奇谈》、《奇葩说》让高晓松这位音乐才子以口才征服观众，奇闻说古今，谈笑有鸿儒，大概说的就是他这种样子。

半生履历的沉淀，造就了他在各个领域中对古今文化谈笑风生的样貌。

面对外界对他的大力褒奖，他只是淡淡地说道：“你没空读闲书，我来替大家读书；你没空聊天，我来替大家聊天；我让大家工作之余过得更有趣一点。”

高晓松还和朋友开了两所书馆，并出任馆长。“杂书馆”和“晓书馆”都是免费的，几乎每一本书都是他精心挑选。

他为杂书馆开馆撰写序言：

以史为鉴，无非再添几分偏见；以梦为马，最终去了别家后院。不如大雪之后，清茗一杯，杂志两卷，闻见时光掠过土地与生民，不绝如缕。

岁月长，衣衫薄，高晓松只想不负时光不负卿。





由于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高晓松总是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时代的每一场变革，他可以随时做出自己的改变。

以至于他一度自嘲：“家庭出身决定了我只能写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

高晓松的确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1993年10月，诗人顾城自杀。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代文学青年的理想，似乎在听到噩耗的一刹便戛然而止，高晓松就是其中一个，他只看到报纸上写了四个大字：诗人死了。

诗人顾城

为了怀念自己的精神支柱，他写了三首歌，《白衣飘飘的年代》、《月亮》和《回声》。

“顾城是我最热爱的诗人，我觉得一个时代都结束了，我那一天就写了三首歌，组曲都是写给顾城的。”

顾城的母亲给高晓松打来电话，表示感谢：“谢谢你啊，晓松，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时代还有人记得顾城。”

他是一个内心有真实、清澈的东西的人，无论被世俗怎么折损，都坚持自己一贯坚持的。

高晓松是什么时候开始老去的？

据他自己回顾，应该是2009年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离世的那一天。

在他眼里，整个大师辈出的八十年代，终于崩塌。

环顾身边曾经唱歌的白衣少年们，早已褪掉身上的青涩，成为一个又一个温和的中年人。

随着被岁月摧残，那些激情都已经慢慢消失在推杯换盏、杯觥交错的时间里，高晓松怀念着曾经的那些清白面庞。



2017年，他在致敬李宗盛的《越过山丘》中写下这样的词：

“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

歌词中弥漫着穷途末路又一意孤行的气息，唤起少年时强烈又无望的流年过往。

这又何尝不是高晓松写给自己的歌。

走过人生五十余载，他见证了太多人或高光、或低谷的时刻，心里难免感怀万千。

他常常自嘲：“老天真的待我不薄，所以给我这么一张脸我也认了。”



半生而过，想做的事都实现了，心里的洞也补上了。那些心里积郁了多年的水，也逐渐被阳光蒸发。

高晓松认为自己的人生不深刻，但还算庞大。他感恩寓居于斯，成长于斯的江湖；感恩一切或激情、或迷茫的岁月。

十年前，高晓松为好友谭维维写了一首歌，名叫《如果有来生》，里面有几句歌词这样写道：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会各自远去……

或许这首歌写的就是高晓松的心声吧，这个中年男人的内心始终停留在他的白衣飘飘的年代，从未离开。

他虽然老了，不再呼喊奔跑，却默默生出许多根，记住许多事，刻下年轮，结出果实。

偶尔有风吹过，想起初来时世界的模样，欣喜万分。





活到这把年纪，高晓松已然知道自己能独善其身，也知道如何度过后半生，所以他不会着急，他要在这个江湖上，努力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50岁生日那天，高晓松发表了一篇名为《半生倏忽而过》的文章，里面有段话这样写道：

“如果有来生，来生年纪轻轻又回来，我还是想回到这个江湖。我活到了50岁，看过了许多行业，也亲身参与不少，我觉得可能这世上没有比我们这个江湖更好的地方，尽管很多人不喜欢，但我来生还会再来。

真的让我来选，一万次我都还是会选要生于1969年11月14日，我要来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这半个世纪。”



每个人，都会受到命运的馈赠，同时也难以躲开命运的伤害。看似一帆风顺的高晓松，也并不是毫发无损地过了50年，他的内心深处，有深埋的伤疤。

但如今，他带着感恩，回首曾经不愿面对的过往，于是这篇《半生倏忽而过》的文章里，出现了令人泪下的一段：

“感恩把我生到这个世界来的爸爸妈妈，感恩给了我那个时代最好教育的一大家子人。曾经，我遗憾自己没有像很多孩子一样，有那么亲密、那么温暖的家庭。知识分子家庭通常会比较冷漠，加之我父母都忙，常在国外，我其实是一个孤单长大的小孩。我也在成长中有很多的怨和不原谅，比如对我父亲。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写了一首诗叫《铁青》，因为在我的心里，父亲就是铁青的。但到了50岁的时候，那些从小孤单着长大的东西都已经慢慢淡去了，远去了。所以当然是要感恩的。包括对我的父亲，我把他的骨灰按照他的遗愿洒在旧金山海湾时，正好有一对年轻夫妇推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走过来，正好就在那时候出现在镜头里，而就在那个时刻，我已经原谅了我的父亲。

我现在的微博头像，就是我英俊的爸爸和漂亮的妈妈。”

高晓松父母

如果人生是一个过程，那么，应该是一个不断告别、学会放下、学会原谅、学会擦干眼泪的过程。回首身后倏然而过的50年，高晓松的眼睛里透出的是：无悔。

回望高晓松的前半生，发现他已经去了该去的地方，做了想做的事，活出了想要的生活，同时影响了与自己相遇的每个人。

那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是生命最渴望的模样。

50岁了，半生倏然而过。生命来来往往，没有来日方长。

如果有来生，依然要活出生命最好的模样，即便有伤痛，也要学会原谅，然后转身前行，去看草长莺飞，去看万物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