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与手段并不总是一致：好心办坏事常常让人哭笑不得并敬而远之，但为了泄私愤而不小心维护了社会公正呢……耿直的崔永元爆料娱乐圈偷税漏税一事堪称后者的真实写照，而公众如何看呢？知道他一开始的目的并非是为民请命，但还是支持他。
自5月份崔永元炮轰《手机2》剧组，导演冯小刚在沉寂了两个多月之后终于首次做出正面回应：北京时间7月11日，冯小刚通过新浪微博账号发题为《十问崔永元》一文表示，崔永元的爆料纯属捏造事实，利用公众的善良绑架民意，制造股市恐慌，煽动网络暴力，是个坏人，并扬言要撕了崔永元的“脏嘴”。
消息发布后不到两小时，网友评论数就超过10万，表示支持崔永元的声音具有压倒性优势：相比支持崔永元的留言点赞数超过12万，支持冯小刚的最多只有5，000。回应文章之所以产生如此悬殊的民意除了冯小刚用粗鄙不堪、有失身份的措辞对崔永元进行人身攻击的行为让公众不敢苟同之外，他避而不谈阴阳合同和偷税漏税问题的行为更是有负众望。
而阴阳合同和偷税漏税的问题虽说是明星大腕儿个人的违法行为，但若从整个税收制度上来看牵扯到中国整个社会的税收公平问题，和中国广大中低收入纳税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由于税率不同，富人纳税额占个人收入的比例较高，但由于富人群体在整个纳税人口结构中数量少，个人所得税主要还是来源于中低收入群体。再加上中国个税体制采取分类所得税制，即并不需要纳税人的所有收入都缴税，而是根据来源进行分类设定是否缴税以及各自税率。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收入除了工资性收入，还有很多非税收收入，而这些收入往往源自明星大腕儿这样的非中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这些非税收收入是不需要缴税的。而税收收入则由广大以工资为收入来源的低收入工薪阶层。
此外在中国的税收制度设计中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间接税，间接税主要面向企业征收，但目前中国承担的这部分沉重税收最终被企业算入商品和服务成本中，最终转嫁给了消费者。而收入越高的人，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占其收入比重越低，意味着他们对间接税的贡献远远少于低收入人群。因此本来低收入者负税就比高收入群体沉重，如果放任像明星大腕儿之类的富人再采取利用阴阳合同这样的手段来避税，就会使得本就收入不高的广泛中低收入阶层更加不堪重负。
崔永元爆料明星利用阴阳合同来偷税漏税一开始并非是为了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去维护公平正义的税收环境。2004年影片《手机》的上映令不少网友、观众把影片中男主人公人设与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的经历联想起来，崔永元因此名誉受到伤害。今年《手机2》又要开拍，崔永元和编剧沟通无果后，便在微博狂怼导演冯小刚、作家编剧刘震云以及主演范冰冰。
直到阴阳合同、偷税漏税这样的重磅爆料横空出世之后，此事才从娱乐八卦上升为备受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
虽是为泄私愤的以牙还牙，但不可否认的是崔永元爆料的这件事和公众的利益相关，且崔永元凭其名人效应以及将众多明星大腕儿牵扯进来的行为，确实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客观上为净化税收环境和维护税收公正迈出了有影响力的一步。
断断续续持续两月有余的偷税漏税爆料事件中，崔永元只身手撕和得罪“半个影视圈”，涉事主人公除了导演冯小刚，囊括中国一二三线演艺明星：范冰冰、黄圣依夫妇、范伟、徐帆，歌星羽泉等，而关注这些明星大腕儿的粉丝又数不胜数，堪称“娱乐圈大地震”。刚爆料出范冰冰涉嫌以阴阳合同偷税漏税不久之后就惊动了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此后6月27日，中国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等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虽然至今没有公布相关调查结果，但无疑向税收公正又迈进了一步，让大众看到了希望。
崔永元利用短短2个多月成的巨大关注度和影响力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普通人所可望而不可。
近期热议的影片《我不是药神》中故事原型取自当年热议的“陆勇案”，该案得到的于情于理于法的良性解决，引起了国家的广泛关注，也推动了医疗改革。而这一过程从2011年陆勇购药至该案曝光惊动国家，用了4年，还是以主人公险些遭受牢狱之灾的代价。再比如2016年轰动一时的聂树斌案被认为是中国“严打”这一特殊时期司法不公正的代表性案件，推动了刑事冤错案件预防与纠错制度，推进了中国司法公正的进程。而实现这一司法进步，警官郑成月坚持了11年并承受了来自体制内的打击报复。
娱乐圈的嬉笑怒骂总会有一天风轻云淡，但崔永元和冯小刚因为个人恩怨牵扯出的社会问题却让人久久不能释怀，崔永元假公济私的泄私愤目的备受争议，但其揭示出的税收公正问题客观上产生了为民请命的正义效果。希望更多公众人物在享受其特殊优待时，利用自身影响力助力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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